中评社╱题：“从不干涉到干涉：加拿大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变化” 作者：何达薷（厦门），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俞婧婷（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20世纪70年代中加建交以来，加拿大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持不干涉立场。然而在特鲁多政府时期，受国际层面美加同盟压力、国家层面的传统中等强国政策逻辑和社会层面的“强社会—弱国家”政治生态影响，加拿大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偏离一个中国原则，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高调介入台湾问题。当前，卡尼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持竞合思维，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呈介入姿态。尽管卡尼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程度有限，但随着台海局势的日益恶化，其对台湾问题的介入不应忽视。
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中的加拿大因素幷不突出，这是因为自中加建交以来，加拿大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和不干涉立场。然而，2021年以来，加拿大政府却成为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重要帮手，开始高调介入台湾问题，其言行逐渐偏离了建交时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中的加拿大因素由此显现。尽管台湾问题中的加拿大因素难以与美日欧等大国因素相比，但其介入台湾问题的行径对中加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干扰。2025年4月联邦众议院选举后，执政的卡尼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继续表现出干预倾向，因此加拿大政府的涉台动向值得关注。
一、2021年以来加拿大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转向
1970年中加建交之时，加拿大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不干涉立场，这是其在中国主权核心问题上作出的重要政治承诺。然而2021年以来，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政府的涉台政策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一方面宣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则逐步突破不干涉立场，以更为主动和实质性的方式介入台湾事务，对中加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障碍。
（一）加拿大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传统政策和立场
加拿大是20世纪70年代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在中加建交谈判过程中，台湾问题是双方谈判的核心内容。在历经十七轮激烈的外交谈判后，加拿大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最终确立了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不干涉台湾问题的政策立场。1970年10月10日，中加共同签署的建交联合公报中明确写道：“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①当天，加拿大外长米切尔·夏普（Mitchell Sharp）在国会众议院宣读了中加建交联合公报全文和加拿大方面的声明：“从我们讨论的一开始，中方就向我们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原则。我们的立场是，加拿大政府认为支持或挑战中国政府关于台湾地位的立场都是不适当的，这一点我已公开声明过，我们从谈判一开始就向中国政府表明过。这一直是我们的立场，幷将继续是我们的立场。正如公报所说，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我们知道这是中国人的观点，我们也知道他们对此的重视，但我们不作任何评论。”②可见，一个中国原则和不干涉台湾问题是加拿大政府在中加建交时对中国做出的明确政策承诺，这一承诺确定了其后几十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不干涉台湾事务的政策原则。
（二）特鲁多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从不干涉到干涉的政策转向
然而，2021年以来，加拿大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出现明显变化。特鲁多政府逐步淡化建交时期确立的不干涉承诺，在美国主导的“台湾问题国际化”进程中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涉台事务，从而侵蚀了中加之间的政治互信。首先，从2021年开始，加拿大政府开始在多边外交场合就台湾议题公开表达立场。例如，在2021年G7峰会联合声明中，加拿大与其他成员国一起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其次，在涉及印太事务或双边关系的政策文件中频繁涉及台湾问题。如2022年发布的《印太战略》中7处提到台湾，涵盖经济、安全、原住民交流等多方面内容，声称要加强与台湾等主要经济体的科学、技术和创新伙伴关系，“将持续与伙伴合作，抵制任何威胁台湾海峡现状的单边行动”。③再者，加拿大政府在其政策实践中寻求深化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2023年9月，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回应众议院“中加关系特别委员会”发布的《加拿大与台湾：动荡时局的强健关系》（Canada and Taiwan: A Strong Relationship in Turbulent Times）报告时系统化阐述其涉台政策：1.在一个中国政策下，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将与其他政府部门合作，积极寻找机会，增强政策一致性，推动与台湾的非官方但有价值的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联系；2.与包含台湾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合作，以推进国际援助目标；3.将与台湾加强接触，在经贸、半导体产业、反制虚假信息以及原住民交流方面等展开合作；4.主张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④可见，2021年以来，特鲁多政府虽然公开声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实际立场已发生调整，呈现出从相对“不干涉”到“积极介入”的政策转变，具体表现为将台湾议题嵌入其印太战略框架，不仅实质性地支持强化与台湾关系发展，还积极推动台湾的“国际参与”，同时将“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列为一项核心诉求。这一系列政策调整折射出加拿大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认知与处理方式正经历从“被动应对”到“战略主动”的深刻转型，幷以所谓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作为涉台政策的主要依据和正当性包装。
正是在此政策转向的驱动下，加拿大开始以具体行动实质性地介入台海事务。首先，在军事方面，加拿大不断强化其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存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加拿大军舰共计8次通过台湾海峡，是仅次于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最多的国家；同时在《印太战略》指引下，与美国、日本、韩国及菲律宾等国家签署多项防务协议。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Bill Blair）声称上述行动系“确保台海安全、预防战争来临”，意图通过联合军事存在对华施加压力。2025年，加拿大皇家海军在“地平线”（HORIZON）行动中派遣其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魁北克城”（Ville de Québec）号前往印太地区，加入了英国领导的航母打击群（CSG），此次打击群任务包括穿越台湾海峡以及与日本进行互操作性演习，加拿大舰艇全程参与相关演训活动。其次，在政治方面，加拿大政府突破政治传统界限，不仅公开表达对台湾 “民主模式”的认同和支持，而且加强对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2020—2022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连续3年在国会公开表示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分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2024年担任CPTPP轮值主席国期间，加方推动出台“奥克兰三原则”新指引，强化台湾加入区域组织的路径。同时，加拿大正式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GCTF），成为GCTF 第5位成员，为台湾拓展“国际空间”提供平台支撑。此外，还纵容政治精英窜访台湾。2021—2024年期间，加拿大有9个正式访团窜访台湾。从交流议题看，不同于以往经贸文化交流为主轴，2023年以后的访团开始关注“国防”、“外交”和安全议题。再次，在经济方面，加拿大政府通过“加台经贸对话会议”和签署投资协议提升双方经济关系，利用原住民议题，加强与台湾的经济连结。除通过军事、政治和经济途径介入台湾问题外，加拿大还推动双方卫生、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关系的发展，如2025年，加拿大把台湾列为“国际创新计划”（CIIP）的合作方，称只要是加拿大企业和台湾企业共同合作进行的研究与开发，提出申请经核准后就可以获得两方分别拨款的补助金。
二、加拿大政府涉台政策转向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加拿大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调整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主要源于国际体系层面美加战略协同的外部压力、国家体系层面中等强国政策逻辑的内在驱动，以及社会体系层面“强社会—弱国家”的政治生态约束。
（一）国际体系层面：美加战略协同压力的驱动
战后，加拿大通过高度依附美国维持其国际地位。如经济上，加拿大对美出口长期占其总出口的七成以上；安全上则深度嵌入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体系；政治上亦积极参与美主导的国际规则制定。这种“复合依赖”决定了加拿大外交政策在关键战略议题上易受美国主导，形成“对美从属”的结构性特征。加拿大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变化正是深受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向和2021年拜登政策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影响。
以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开始，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向“竞争和遏制”。作为美国的战略附庸，美国的对华认知和战略需求传递给了加拿大，要求加拿大跟随美国的政策取向。例如，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加拿大和美国共享独一无二的战略和国防伙伴关系”；2019年6月美国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虽未具体提及加拿大，但在强调与盟友合作的背景下，加拿大被视为美国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伙伴。正是在美国的影响下，加拿大的对华认知开始偏离正确的轨道，将中国视为现有秩序的“挑战者”，滋生对华的政治和经济不信任，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2018 年5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发布的《安全反思：中国与战略竞争时代》报告中称，中国正在推动一项多维度战略以实现全球领先地位，这一战略融合了胁迫外交、不对称经济协议、科技创新以及持续增长的军费开支。⑤此后，加拿大的反华意识进一步增强，2020年中加建交50周年之际，加拿大外交部发表的官方致辞公开传递了对华不友好的声音，称：“胁迫外交促使加拿大重新审视对华关系，在构建对华关系新框架过程中，加拿大将与合作伙伴共同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其国际义务。”⑥ 2021年加拿大外交部长马克·加诺（Marc Garneau）在接受采访时宣称加拿大政府目前对华采取“4C”政策——“共存”（coexist）、“竞争”（compete）、“合作”（cooperate）、“挑战”（challenge）的政策表态则清晰显示了加拿大对华政策从合作转向竞合。而在加拿大逐渐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背景下，台湾问题被其视为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筹码和施压点。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加战略协同持续深化，2021年起美驻加大使公开敦促加拿大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对华强硬政策”。加拿大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高级官员亦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台海和平”的关注与对中国的批评，明显趋同美国主导的台海安全话语体系。2022年加拿大外长梅拉妮·乔利（Mélanie Joly）将中国描述为“日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强权”，无端指责中国试图塑造背离加拿大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环境，宣称“将继续反对威胁台海现状的片面行动”，同时强调要“强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⑦此外，加拿大还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应对台海冲突的军事活动。2021年10月，加拿大海军“温尼伯号”护卫舰首次与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共同穿越台湾海峡，此后多次协同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成为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重要帮手。
（二）国家体系层面：传统中等强国政策逻辑的自我驱动
作为典型的中等强国，战后以来的加拿大在对外政策方面遵循着中等强国的政策逻辑：一是依赖联盟政治；二是依靠以自由国际主义为原则的多边国际机制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和影响力。在国际政治格局变迁之际，加拿大选择固守由美国主导的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产生政治不信任，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同时支持通过联盟策略维持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023年3月24日，拜登与特鲁多举行双边会谈后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称“美国与加拿大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国际秩序构成了严峻的长期挑战，这包括经济胁迫、非市场政策以及侵犯人权等破坏性行为……美加两国将继续依据共同民主价值观开展合作，抵制外来势力对我们社会的干涉”。⑧正是在这一政策逻辑驱动下，加拿大强化了与美国在价值观领域的战略协同，在对华外交政策深度嵌入意识形态，幷把台湾问题纳入其对华“价值观外交”议程，从而提升了对台湾的所谓“价值认同”与政策支持力度。
作为中等强国，加拿大注重谋求和扩大区域影响力，因此随着印太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的中心舞台，身处北太平洋的加拿大对印太地区也从观望转向主动参与，开始诉诸自身的“印太国家”身份，强调加拿大与印太地区的利益联系，出台了自己的印太战略。2022年特鲁多政府发布的印太战略显示，加拿大政府的区域政策不再是单一的以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而是融入了现实主义的政策导向，在印太战略中由以往只重视经济转向价值观、安全和经济三者幷重的方向发展。这显示加拿大的印太战略将关注和参与该区域的三个重要议程：价值议程、经济议程和安全议程，即：维护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秩序、建立有利于本国安全的经济关系和关切影响区域安全的热点问题。而这也反映在其涉台政策中，在价值议程方面，加拿大基于对所谓“台湾民主”的认同，而增加了对台湾的政治支持；在经济议程方面，基于台湾芯片的制造优势，加强与台湾的经济互动；在安全议程方面，则参与美国主导的所谓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政策叙事和军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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