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商处在边缘和前沿。餐馆很明显，是边缘经济的；而前沿是高科技的，是跨国企业家或留学生在美国做起来，利用了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投资基金上市，低成本获得融资，在科技领域成为前沿。边缘经济中，华商可利用族群经济特点；前沿经济中，华商可利用跨国优势、新技术优势。这两端都不成熟，也都可能变成主流。
例如，从波士顿到纽约直达的城际巴士是华人开创的。我在欧洲做过几次演讲，首先都问：“在欧洲各大城市之间，例如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之间，形成新的、由华商创建得交通模式，有没有可能？”他们听了，都说根本不可能，可是在美国，华商就做到了。以前我从波士顿到纽约，每个城市都要停，路上花费七八个小时，100多美金，现在只要二三十美金就可往返，便宜快捷服务又好，这是华人创建的。
也就是说，边缘也可变成主流。过去很多学者说唐人街人满为患、没有前途，事实是不知这种变动性、活力所在。这在北美较突出，因为市场经济活力很充分。美国可容纳各种不同经济要素。
欧洲、非洲是贸易带动的，是温州人打开了欧洲市场。比如皮革业、礼品、玩具。在西班牙，皮革业在全球是有竞争力的产业，华人去了后，改变了产业结构——他们一开始去是摆地摊，然后开商店，后搞批发，再后来形成产业链，在当地制造。发展非常快。
我们去罗马参观，发现每个华商都有大仓库，几个集装箱地在欧洲各地销售。欧洲很多华商也是偷渡过去的。中国制造价廉物美，欧洲价格比较高——用学术化语言讲，他们就是突破制度障碍。全球市场本应是平的。从历史发展趋势说，制度障碍会越来越少。而华商突破这种障碍，实现了发展。障碍一时无法克服，于是在本地制造，当地人无法竞争，欧洲人措手不及。竞争不过，就烧毁华侨华人的仓库。所以有西班牙、意大利的“烧鞋事件”，这让人很痛心，但也是慢慢磨合的过程。
这些华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回来投资不适应，几乎没有成功的。在欧洲的华商，也设法转型。例如，成立了“欧洲华商商学院”，是华商企业家班。多伦多、温哥华的华商，起码是大学毕业或大专毕业的。但欧洲华商可能只有中学毕业，没有接受MBA教育的基础。因此，他们开了这个学院，用众筹方式把国内学者请到欧洲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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