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的是，有效的气候政策已沦为美国政治困境的牺牲品。对于美国单方面推行减排政策持反对态度的人士认为，采取以上举措会让其他国家坐享其成。如果决策者把是否达成可执行的全球气候协议作为在国内采取措施的前提条件的话，鉴于开展国际谈判极其缓慢，那将需要花费太长时间。但如果他们不为此类措施设定条件的话，全球协议可能永远也不会达成，因为美国的单方面行动会让华盛顿失去很多讨价还价的筹码。
明智的外交政策应该直面这种两难困境。正如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等人所提议的那样，美国应迈出的第一步是，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创建一个由主要经济体组成的国际气候问题俱乐部。该俱乐部的成员有义务执行有利于解决气候问题的特定政策，该俱乐部将对俱乐部之外的所有国家采取边境调控措施——如采取关税措施。
这一战略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俱乐部内部各经济体的总体规模。只有组建一个大规模团体才有可能有效减少碳排放。这意味着，任何成功的气候问题俱乐部都必须把中国包括在内。
然而，只有在美国经济不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才会奏效。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与中国就气候问题开展合作的必要性类似于冷战期间与苏联进行核军备控制的必要性：在这两种情况下，现实政治都要求搁置某些分歧。明智的政治领导人应该明白，谨慎地开展部分合作，利远大于弊。除了出于所谓国家安全原因的有限特例外，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是化解气候危机的唯一明确途径。相比之下，脱钩只是寻求在短期获得小胜，但从长期看会招致灾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