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7日电／北京日报发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文章认为，当务之急是中国经济能够重返稳定增长的轨道。
进入2022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中国经济面临着较以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些事件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复杂，有些可能带来长期的结构性改变。挑战不仅来自事实本身，还来自对同一事实的认识分歧。但经济仍然是重要的，当务之急是中国经济能够重返稳定增长的轨道。2021年前两个季度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基本符合预期。第三季度出现明显回落，增速低于5%，第四季度进一步降低至4%。宏观增速下降主要是由于投资快速下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增速下行的短期因素是疫情反复、限电停产、供应链冲击，包括上游原材料限产、涨价，缺芯、缺柜、缺工等。中长期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基建投资项目储备不足，地方债务风险加大，投资回报降低，融资能力下降，反映的是有效投资需求下降。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已过峰值期，近年来拉动增长的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结构性潜能也在回落，不大可能重返若干年来的较高增速轨道。
预期转弱是这次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
文章分析，前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已低于潜在增速，如何使之尽快回升至潜在增长轨道?人们往往首先诉诸宏观政策。无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可以力度再大一些、有效性再高一些，在经济下滑之际起到托底提升的作用。但经验表明，仅有这些是不够的，甚至这些不是主要方面。
预期转弱是这次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预期问题以前也存在，但这一次似乎更为突出，起因也更为复杂。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投资者、生产者不看好前景，那么即便宏观政策宽松了，潜在增速也难以转换为实际增长动能。首先，要重申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发展的系列大政方针，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等。之所以要重申，是因为诸多因素带来观点和政策上的混乱，通过重申澄清是非，可以增强大政方针的可信性。其次，需要加强对市场经济基本常识的宣传教育。比如，对能耗总量和某个行业增速的直接控制，其前提是对能耗和相关行业需求的精准计算，这件事情如果能够做到，当初就不用改革计划经济了。因此，还是要讲清楚什么事情需要市场做，什么事情适合政府做。最后，应更多运用法治办法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法治的优点就是连续、稳定，不因人因事而随意改变。还是要讲一句老话，要多用法律的、经济的办法，在需要用行政办法的场合，也要提高其科学性，通过法治建设的进步推动政策和预期的稳定。
保持与潜在增速相适应的实际增速是必要的，通过努力也是可以争取到的，但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并与其相协调。从长期看，这样做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这一点在2021年经济增速分别按不变价人民币、现价人民币和现价美元计算的差异中已经明确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