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过会谈“破冰”，常见形式包括首脑会谈或有外交和防务官员参与的“2+2”会谈等，目的是在某些安全领域达成共识和合作意向。其次，通过机制“绑定”，在与合作国达成初步信任的基础上，推动在特定领域建立双边约束机制，以便在情报共享、作战物资融通、武器装备出口、军事人员互访、后勤支持等方面获得优待。再次，通过联演“拉紧”，在相关机制建立后，由日本或合作国组织联演联训，深化双方军事联系并激发新的合作需求。最后，通过互动“融合”，即建立同盟或类同盟关系以满足多层次的需求。比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已通过军事互访、机制建设和联合军演完成初级互动，正向技术合作、作战协同等深层次合作领域迈进。
此外，日本对外军事合作还显现3个新趋势。一是在对外军事支援方面更主动。2023年，日本政府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军事援助制度，号称要为“志同道合的国家”提供防卫装备，目前已向菲律宾、斐济等提供监视及通信器材。二是对双边合作的定义更宽泛，除推动与单一国家的双边合作外，还寻求与北约这样的军事联盟建立常态化的军事合作关系。三是对多边机制的参与更“积极”。近年来，日本以“推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为幌子，热衷于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中发挥作用，试图影响地区安全秩序。近期，日本还表示考虑加入“奥库斯”（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
迎合美国战略企图
日本多层次、多维度地推动与多个国家和组织建立军事合作关系，目的是实现以下军事企图。
首先，通过与美国及其传统盟友加强军事合作，为未来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积攒“人脉”。这些军事互动符合美国当前重塑和再造军事盟友体系的战略需求，容易获得美国的支持。随着合作伙伴国的增加，日本自卫队参与的军事活动和联合演练增多，将提升相关各方对日本军事“正常化”的接受度，为日本政府未来修改和平宪法、获得完整军事权时减少反对声音奠定基础。
其次，日本急于与其他国家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互惠准入协定》，目的是绕开国内法律限制，促使自卫队常态化“走出去”，将其打造为“外向型”军队。随着越来越多的双边机制建立，日本能够将军事部署范围扩展至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日后常态化维持海外军事存在奠定基础。每份《互惠准入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日本获得一项更简化的双边机制和一个军事伙伴国，也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增加了一个可执行海外军事任务的目的地。
再次，日本瞄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及南亚国家，通过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摆脱武器出口限制，利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及定向援助和优惠销售等方式，减少这些潜在用户对日本武器装备不熟悉和性价比方面的疑虑。同时，通过与德国、澳大利亚等国深化双边军事互动，逐步激发对军事装备互操作性的需求，为未来的武器和技术联合研发创造机会。
近年来，日本在美国定义的战略框架内，甘愿成为引导域外国家进入东亚乃至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桥头堡”，拉拢并怂恿英国、德国、法国等参与该地区的安全事务，旨在打乱地区现有的秩序和发展节奏，并借机渔利，争夺所谓的地区竞争优势。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现阶段主要推动与多国建立双边军事合作关系，未来不排除其在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军事伙伴网基础上，构建一个广泛、相互交织的军事联盟的可能性，有关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来源：中国国防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