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快评/台湾当局以“防诈”为由封禁小红书APP一年，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质疑、批评与不满。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强烈质问：“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这一问，直指禁令背后讳莫如深的真实逻辑——所谓防诈不过是虚晃一枪，意识型态的幽灵与对年轻世代“失控”的恐惧，才是核心驱动。
当局声称小红书涉1700余件诈骗案，造成2亿余元损失。然而台官方数据显示，仅Facebook平台30天内诈骗案就逾5万件，远超小红书全年涉案量。更讽刺的是，当局所列诈骗媒介平台前八名中并无小红书身影。若真为“打诈”，为何对真正重灾区视而不见？当无数未在台设法人代表的社交平台同样诈骗猖獗却安然无恙，所谓“无法追查”的托辞更显双标与苍白。
民进党当局真正恐惧的，是小红书在台湾年轻世代中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数据显示，其用户中18至24岁Z世代占比最高，18岁以下群体更是增长迅猛——这些“首投族”与未来选民，正通过小红书接触大陆生活方式、流行文化乃至价值观念。当绿营长期依赖的“资讯茧房”被打破，当年轻世代在美妆、旅游、学习等日常话题中与大陆网友“和乐融融”，民进党对“认知防线”失守的焦虑便化为封禁的铡刀。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算计，实则是政治恐惧压倒青年权益的粗暴选择。
从封杀中天新闻台到如今筑起“网路长城”，民进党以“国安”为名行言论管控之实已成路径依赖。郑丽文“数位戒严”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当民众被迫研究“翻墙”之术，台湾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已在程序缺失、法理牵强的禁令中褪色。更反讽的是，昔日批判大陆网路管制者，如今正活成自己最厌恶的模样。
小红书禁令暴露的，是民进党对台湾年轻世代判断力的不信任，以及对两岸民间交往最本能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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