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信息社会……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一样，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只不过女性的视角、切入点可能更细微、更独特、更刁钻。”
“我们是与男性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女性作家更多会带着自身性别特征会去感受和放大男性作家忽略的生活和细节。但性别无法改变，我们要以作品来说话，立足于这个时代。”林那北也提及现代女性往往要同时承担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作家来说，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
“我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无法看到一个真正的男女平权的时代。”王海雪直言道，今天的现代社会依然充满了女性被“物化”的陷阱，从网络到电视剧，到广告，它几乎无所不在。这种“物化”不是简单的“男性凝视”，而是在这样的认同里，所有人都接受并熟练运用了这套话术。
受《亲爱的安吉维拉》启发，崔君也对“语言惯性”深有同感：“比起‘嫁人’‘为你生孩子’‘女司机’，‘结婚’‘我们的孩子’‘司机’这样的说法可能会更准确。通常，逻辑语势容易让人想当然。”
王姝蕲则从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今年上半年的工作状态对当下女性写作延伸出更多思考：这个时代的女性作家已经能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新的问题在于，女性作家们如何在追求自由平等开放的同时保有自己的空间。
“我要举的这个例子不能代表所有女作家。但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状态，已婚、有小孩。今年上半年，大家都有在家办公的经验，知道与小孩共处一室是种什么样的工作效率。”她说，如果制定一条类似于“写作时禁止孩子进入”这样的铁律，她既为自己赢得了清净的书房，也将成为另一种强势权力，成为父权的镜像。
“而我们倡导的女性主义，目标是尊重个体，建立自由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性别间，也存在于大人与孩子间。如果女作家以强势权力赢得一间清净的书房，那么她在这样的房间中写出的作品代表了怎样的女性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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