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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伯江（来源：网上资料图） |
中评社记者：岸田政府提出了“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口号，您也曾指出日本对外意识和思维的加速演变中，有三个意识比较突出：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战略主体意识。您如何看待在这种意识影响下的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杨伯江：日本在冷战后经历了三场重大危机，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这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公共卫生危机，每隔11年爆发一次。日本的危机感明显上升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当时麻生太郎组阁时特别强调“日本面临危机”。现在岸田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口号，体现了面对危机日本国际战略该怎么办的政策方针和思路，集中说明了对外危机意识、国际博弈意识和战略主体意识的增强。
其中，岸田政府看重的主要有三点：一是加强和拥有共同价值观合作伙伴之间的团结，引领国际社会对抗所谓“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日本之前也一直在强调“拥有共同价值观”，但目前对象已不仅是盟国美国或是像澳大利亚、英国这样的准盟国，而是进一步拓展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印度、欧洲、东南亚一些国家。二是鉴于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和“不确定”，持续强化对日美同盟的借重。尤其是一些重点外交政策目标，要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予以推动实施。三是从根本上强化日本自身防卫力量以及国际战略行为能力。日本年内要完成三份重要文件的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日本对华政策正是体现“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典型。具体而言，有两个层次的意涵：首先，“现实主义”意味着在对华外交中要强调主体意识、战略意识以及手段的多元化。当然，从国内政治、党内政治角度来看，特意加上“现实主义”也是岸田为了淡化作为“宏池会”传人的自由派标签，以此寻求党内最大公约数。其次，“新时代”包含着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形势研判内容，比如面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如果陷入一个完全敌对的日中关系，那对日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中日合作经过邦交正常化50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非常深入、相互渗透的利益纽带。尤其是在疫情之下，合作为双方所必需，彻底脱钩是不符合双方利益的一种选项。可以说，“新时代”一方面决定了中日之间的矛盾点、对抗性会增加，但同时也决定了双方不能陷入“有对抗、无对话，有竞争、无合作”的状态。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也体现在此次蓝皮书中，比如日中关系“不仅对双方来说十分重要，对地区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也很重要”。日本在“主张应该主张的”、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同时，需要与中国携手解决共同的课题，通过双方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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