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表示，此外，香港非建制派在新选制下的立法会选举中已丧失了转型为“忠诚派”的机会，导致结构性出局，这显示了他们缺乏民主政治的责任伦理和政治成熟，对香港新选制的“软着陆”与香港民主新秩序的塑造没有尽到建设性责任。他们中的反中乱港势力当然是必须出局的，这也是新选制的立法意图所在，但他们中同样存在大量的中间派、温和反对派以及寻求自我改造的“改革派”，他们有重要且相对稳定的选民基础、有专业服务能力和影响力、有对香港社会及其发展的本地情感和责任感，也有对新选制的理解与磨合空间。在区议会选举中，作为基层“民主政治吸纳机制”的重要载体，需要出现一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解意义的“相向而行”，即政策主导者意识到并实际推动有关选举资格审查和选举竞争的适度开放与多元化吸纳，而非建制派则需要抓住最后的参政机会勇于“自我革命”，在坚持民主政治最低立场的条件下积极磨合与新选制的政治距离，摆脱对抗“心魔”，以选民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为念，以实际的新政治论述和参选行为实现与过去的“政治极化”及其扭曲性民主政治文化、阵营的脱钩，加入香港民主的新政治游戏，为香港良政善治体系作出独特贡献。
田飞龙指出，如果新的区议会选举出现“清一色”或“准清一色”，就不仅是新选制“软着陆”的政治挫折，也是非建制派自我改造的政治挫折，更是香港民主文化与秩序重塑的局限性折射。塑造一个香港民主政治新生态，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和引导，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制度参与和各方善意互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