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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香港7月4日电（记者 林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不久前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表示，香港“去殖民化”不是朝向“一国一制”方向的另起炉灶，而是针对香港本身精神秩序和制度体系做一种有意识的理性清理。他指出，这个过程不是要去除香港得自于西方影响而形成的现代化体系的所有内容，而是仅仅去除其中有害香港繁荣稳定以及现代化继续发展的观念和因素，使得香港社会能更好地在“一国两制”秩序之下，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田飞龙表示，从历史的角度来讲，香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与香港的殖民过程是存在联系的，其影响包括在文化和制度上的复杂遗产，对此我们要客观地去看待。我们所说的香港“去殖民化”不是要去除香港得自于西方影响而形成的现代化体系的所有内容，而是仅仅去除其中有害香港繁荣稳定以及现代化继续发展的观念和因素，使得香港社会能更好地在“一国两制”秩序之下，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去殖民化”应该有具体、针对的对象，以及它的边界范围。它不是朝向“一国一制”方向的另起炉灶，而是针对香港本身精神秩序和制度体系做一种有意识的理性清理。这种清理是为了使得香港社会更加健康、更有活力、更能运用好“一国两制”的杠杆作用。当香港完成这一精神和制度的清理之后，它就能够更加团结、更有共识、更轻松从容地走在融合发展与全球化发展新一轮的发展道路上，这与香港的国际化并不矛盾。
田飞龙认为，我们对国际化的内涵理解也需要有适当的调整。以往我们讲国际化是比较片面的，实际上就是在讲西方化。但“一国两制”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及体系之后，香港也必然受到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的影响。因此，此时香港人所理解的国际化就应当有双重内涵：一是与西方体系之间互联互通所形成的、属于西方式现代化一部分的国际化，这是香港的立命之本。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及其法律治理结构，客观来说来自于西方体系。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也内在地孕育了全球化、国际化的价值、制度以及实践的空间。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一带一路，能够发展出新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内涵。因此，我们讨论香港的国际化就应当有一个立体层次，不是单一的西方化，而是对西方式国际化做一个存量管理、优化管理，同时我们要注意进行增量建设。这个增量建设就是指通过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参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香港所发展出来的国际化新内涵。只有这两种内涵叠加起来，才是香港社会健全完整的全球观和国际观。只有在这种新的全球观和国际观指导下，香港人、香港社会对新时代“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运用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一国两制”的长期坚持才能继续保有国家理性的坚实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