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起，在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鼓吹之下，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国家中兴起，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也愈来愈严重。被特朗普“无预警免职”的前联邦调查局长柯米（James Comey）在他所着的《第二种忠诚》中指出：美国六十座城市中，有四十几座城市经常发生“白人警察殴打非裔青年男子，或非裔青年袭击白人警察”的案件。因为长期的种族隔离造成了社会结构不平等。在强调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族群间的起跑点不同，使得好几代人都无法翻身。这样的社会背景，使美国黑人难以摆脱贫穷和犯罪的污名标签。从警察的角度来看，他们每天面对的嫌疑犯，确实是有色人种多于白人，他们对黑人提高警戒，变成一种职业性的本能反应。
由于黑人当年是以奴隶的方式，被贩卖到各地城市，所以只能聚居在各城市的贫民区。如果他们聚居在某几州，他们也可能要求独立。在当前的人口结构下，美国的种族问题只能表现为“间歇性的暴动”。
新冠疫情的发生，更加深了美国社会阶级对立的尖锐性。在5月30日那一天，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多达174万，死亡人数超过十万。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穷人。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体制下，政府并不承担国民健康的责任，而是交由私人保险公司去经营。结果美国人有三千万人买不起任何保险，四千万人只有部分保险。他们一旦罹患疫病，自然灾情惨重。
今年五月，美国因为新冠疫情而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已经多达3500万人。他们因为需要工作，而希望政府开放封锁，疫情严重的州政府又担心：一旦开放，根本无法控制群聚感染的问题。这样的矛盾是造成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二、国安立法的双重标准
正是因为美国社会蕴藏着严重的阶级对立问题，美国也建构出世界上“最完备”的国家安全体系。日前美国至少有四十六种法令，明确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权责，扩大警察机关权限，甚至允许中央情报局执行暗杀行动。
既然美国认为，保障国家安全是普世价值，不允许人民叛乱或外力入侵，那为什么美国反对中共制定港版国家安全法，自己要介入香港事务？这难道不是明显的双重标准吗？
英国于1997年结束殖民时，香港主权交还中共，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施行“一国两制”以来，香港一直无法依基本法第廿三条，订定国家安全法规。主要原因在于美、英等国仍把香港视为禁脔，为法外之地，可以从香港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尤其是美国，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打着守护“自由与民主”的口号，极力围堵共产势力扩张，以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及亚洲的利益。
这一点，在香港回归之初，邓小平已经有所警觉。5月30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脸书发文称，有人认为：大陆全国人大近日决定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已经违背邓小平当年所承诺的治港方针：“保障港人的言论自由五十年不变”。持这些说法的人根本漠视“一国两制”初心，也故意忽略邓小平一九八七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一段重要讲话：“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
林郑月娥引述邓小平谈话称：“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林郑月娥指出，重新领会邓小平当年的讲话，再看看香港过去一年的暴力动乱，以及近日外国和境外势力肆无忌惮地干预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能不佩服邓小平先生的高瞻远瞩、洞悉世事吗？”
翌日，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媒体彭博社网站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保一国两制前途还香港稳定发展〉。文中指出，长期以来香港在国家安全上处于不设防状态，被人利用公然鼓吹港独，煽动暴力，多次突破北京中央政府底线，外部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插手捣乱，干预香港事务，令香港陷入乱局，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危害。
崔天凯称，“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赖以生存的基础”，涉港国安立法可以令长期在香港工作及生活的美国人更安全和放心，任何人只要跟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无关，就大可放心在香港安居乐业和投资。
林郑月娥同时在社交网络表示，崔天凯的文章，有段话是说给“长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美国朋友听的”。面对外国政府和政客的无理指控，这次立法工作事关重大，势在必行。
第二天，获委托为美国领事馆物业独家代理的世邦魏理仕证实，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宿舍，已经公开招标出售，截标日期是7月31日正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宿舍物业由美国政府于1948年以卅一万多港元购入，1983年建成六幢三层高洋房，现在用作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员工宿舍。物业位在香港岛南区的寿山村道，环绕寿臣山，因地处美景、环境私密，住户都非富即贵，今天市值已上看百亿港元。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已经承认标售有关物业，表示美政府定期检讨持有的海外物业，包括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办公大楼，都是其投资计画的一部分。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基础是港人治港；江泽民的“一国两制”，基调是“井水不犯河水”。2002年11月，中共总理朱镕基访港演说，他先肯定香港具独特优势，信任香港“可以自己管制好自己”。接着他更强调：“我总是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从本文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最大问题在于知识分子缺乏一种“去殖民化”的心理调适，一直是把香港当作是高人一等的“白华”居住地，必然有外国势力可以来保护自己。结果一场“反送中”运动，把香港与中国大陆形同“两国论”的“一国两制”，变成了“新一国两制”，明确香港与北京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消极的一国两制”，成为“积极的一国两制”。
反送中运动带给北京和香港最大的政治成果，就是“政治揽炒”和“新一国两制”。五月下旬出现的港版国安法，远比之前港澳办、驻港中联办直接介入香港事务分量更重。它不祇是重写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多个面向的大变局，香港的“未来”已来，大家可以虚心以待。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8月号，总第2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