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增长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家的作用
进入增长阶段以后，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或者“转折点”），最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索洛增长模型，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技术的诞生，新的技术就是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创新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重新组合。按照物理学最基本的原理来说，世界上的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但信息是在增长的。熊彼特讲了很多创新的类型，这需要各种各样的组合。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增长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过去对这个不确定性严重忽略。有人认为，美国、日本怎么走，中国就应该怎么走。这个从逻辑上来讲，技术成熟以后，包括生产方法、工艺，甚至市场营销方法都很确定的时候，可能相对比较有道理。但是，什么东西搬到中国来，也要适合中国具体的环境，要符合中国具体的初始条件，将来理论研究一定要研究初始条件，它一定会发生新的要素组合。
经济学经常讲一个概念，叫做最优概念。我一直思考这个“最优”的含义。在一个确定的环境当中，比如中国的增长环境，最优是什么，事先是不知道的，而是事后盘点的时候发现某个东西最好。所谓找到一个最优的方案，其实是市场的作用，是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找好的东西的过程。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当一个国家有巨大增长潜能的时候不确定性最大，因为有各种各样组合的可能，但是需要有人不断地试错，最后试出一些好的办法来，这就需要发挥市场作用。而试错的那个人就是企业家。我觉得企业家就是进行要素组合的人。我到浙江省调研时曾问当地的企业家：产业集群是不是规划出来的？他们说不完全是，做着做着很多企业就聚在一起了，他们叫做“块状经济”，最后经济学家称之为“产业集聚”，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逐步消除不确定性，到最后，最好的东西就出来了，其中就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其实，企业家的作用是分类型的。比如，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有成熟的技术、生产工艺、生产方法，企业家便很好当，他有些市场经历就可以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难度就增加了。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企业家搞市场营销很有方法，因为这个东西学不来；很多跨国公司在国外很成功，但是到中国就失灵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居民的消费口味。其实，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国企业家的才能突出表现在营销方面，很多人都是营销大王。但是，最近几年，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需要进行技术创新。
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反对重复建设，比如说汽车行业，最后全世界就剩三到五家大的汽车公司了，那我们现在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是不是规定三五家企业就可以了？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但是，我们的问题是，规定的五家和最后形成的五家一样吗？看美国历史上的克莱斯勒——美国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家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的形成就像河流有很多支流，不停地合并，最后形成了一个好的公司。最后的好公司是竞争出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最优方案——经过多少次试错以后出来的东西。其实企业家就是在发现和利用这个机会。尽管我们现在传统的增长理论当中有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关注，但是看不到企业家的位置。
总而言之，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增长模型的两边问题，右边是要素投入——资本是什么，左边就是产出，实际上需求这部分是历史需求。再一个就是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的能力，实际上还是在增长模型的右边。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许多经济模型，虽然理论很成熟，但是我们不太满意，因为很多理论缺乏解释力。我们应该能够结合中国实际，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加以改进。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确定性的引入和对企业家作用的重视。传统的经济学模型，更接近于牛顿力学的范畴，那个世界观里面描述了增长的过程，现在已经到了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确定性。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些问题，做一些改进。这样既可以解释中国的发展，也可以解释其他国家的发展。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世锦（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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