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当前国际社会仍密切关注瑞安航空迫降事件。白俄罗斯有关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调查节目。国际民航组织上月底决定对事件展开事实调查。美国自6月3日起恢复对9家白国企的经济制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有关各方对这一事件的判断和处理，应当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符合国际法，立足事实和证据，不能搞选择性做法和双重标准，避免政治化。希望各方理性应对，依法处置。
《金融时报》记者：第一个问题，我想就9名人员的医疗记录情况继续提问。这些记录能否公开？第二个问题是，你刚才提到在12月以前没有人感染新冠病毒，那相关人员是否患有其他潜在疾病？中方愿意公开他们的医疗记录吗？
汪文斌：这两个问题我一并回答。刚才我已经表明了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我还想告诉你的是，据美国媒体报道，去年4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就曾致信包括福奇在内的多位美国研究机构负责人，指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武汉实验室”的说法是阴谋论。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位美国记者迈克尔·戈登引用美方一份所谓未公开的情报，声称基于“3名武汉病毒研究所人员患病”的信息，对所谓“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虚假信息进行炒作。正是这个记者，在19年前以捕风捉影的造假手段炮制了伊拉克“试图获得核武器”的假消息，直接助推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如今，同样是这个人以相似的谎称匿名消息的手段，再次炒作“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这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
关于病毒溯源，国际社会有很多专家发出了理性、客观的声音，比如近期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国际专家组成员、“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萨克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病毒是由实验室制造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病毒曾在实验室里出现过。我们和中方科学家一同开展实地调研，联合分析研究了500多种蝙蝠源冠状病毒。我们仔细分析了他们实验室产生的所有数据，我们同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15年之久，我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知道他们的实验室里没有新冠病毒。过去15年，我从未见过他们任何科研人员说过假话，也从未发现武汉病毒实验室有任何异常。所谓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我们希望那些散布“实验室泄漏论”的人士和媒体能够重视和正视这些客观理性的声音。
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正视国内外关切，就为何刻意掩盖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真相作出切实交代。
《金融时报》记者：你的回答是不是表明中国不会分享有关人员的医疗记录？
汪文斌：刚才我已经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3月23日就发布了相关声明，该所在2019年12月30日前从未接触过2019新型冠状病毒，也没有职工和研究生感染。我们相信一切尊重事实、尊重真相的人都可以从这个声明中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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