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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汪毅夫（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北京1月9日电（作者 汪毅夫 ）韩策《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版）是一本学术含量很高的好书。该书描述和论述清末“科举改制”的详情和“最后的进士”即癸卯（1903）、甲辰（1904）两科进士的概况，读来真是增广知识。韩策在书中写道：“两科贡士中的绝大多数随后通过殿试成为进士。因此，对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而言，许多人既是乡试同年，又是会试同年。不少人虽然分为癸卯进士和甲辰进士，但又系乡试同年。加以变通新进士章程，癸卯、甲辰两科中诸多进士接着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法政、理财等‘新学’，因此又兼了同学之谊。这种过渡时代所兼具的科举同年和学堂同学关系，在随后的清末民国时期，成了癸卯、甲辰进士聚合共事、发起结社与维系认同的基础” 。应该说，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前的“科举改制”是正当而切实的，对社会是利好的。“科举改制”后的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成了以“最后的进士”为名的历史文化人群，他们在历史上、文化上发生了影响。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让我联想起恢复高考制度后的77、78、79级所谓“新三届” 的大学生。1977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实际上是做了改革的制度，它对社会发出的利好、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恢复高考制度后的“新三届” 在本科学习、有些人还在读研阶段多有交集，彼此认同，毕业后又有很多合作，是改革开放40年里的受益者和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的人群 。恢复高考制度与“新三届”，也是值得描述和论述的课题。有趣的是，韩策在《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之“后记”里提到的“父执辈”的师尊里，就有“新三届”。他也有意无意地联系及于“新三届”。
附带言之，癸卯进士汪春源是台湾历史上最后一个进士，他的曾孙有5人是“新三届”，其中有1人在福建师大中文系77级同甲辰贡士吴增的曾孙有同学之谊。这也是很有趣的。
（作者汪毅夫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