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两岸共同的事业——论两岸共同媒体中评社 作者：杨剑（上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2003年，杨剑先生的论文最先提出了“两岸共同媒体”的新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充分的论述。时任《中国评论》月刊社长的郭伟峰由此得到全新的启发，并将有关理论具体运用于中评社的实践之中，在实践中求发展，获得了两岸关系新闻传播与两岸民众情感沟通的历史突破。郭伟峰认为，杨剑先生的卓越见识是中评社得以成功的重要思想动能。
一、我的台湾观和两岸观
作为一个关注两岸关系的知识分子，我要感谢中评二十年的相伴和相助。我的研究之路大概分成两条并行的路径，一个是我从硕士研究生开始研究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这一条路引导着我研究了网络空间治理、外太空治理以及现在手头还在进行的南北极的国际治理；另一条则是两岸关系。作为军人的后代，我对两岸关系则有着特殊的关注。我的童年在福建前线长大，是在如何击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解放台湾的氛围中成长的。关注和研究两岸关系似乎也是命中注定。
和很多人一样，与中评的缘分还是从与它的创办人郭伟峰先生交往开始。第一次听到郭伟峰的名字是在1991年的电视新闻上，他当时作为第一批踏上台湾土地采访的大陆记者，把台湾的情况第一次直接地对大陆读者进行报导。他当时的采访满足了大陆读者对宝岛台湾的好奇，更记录了两岸融冰的历史时刻。和伟峰先生见面则是在一些台湾问题研讨会上。当时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工作。我看待和研究台湾问题并没有沿着父辈解放的思路，而是沿着和平统一的如何实现问题。当时我观察到一些力量和方向相矛盾的现象。其中包括：
一，李登辉等台独主张者不断地凸显两岸之间的争执面，在两岸中国人之间制造隔阂。如果大陆也盲目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争执面上，势必把两岸中国人的目光集中在一个点上，仿佛两岸关系中只剩下矛盾和争执。这样做势必造成一种假象：好象两岸中国人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把台湾人民分为主张统一的、中立的和主张独立的，那么我们的作为就是要让主张统一的人在台湾政治舞台上拥有足以让人信赖的立场，他们可以说出充分的理由，来证明他们关于统一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台湾未来唯一之路。可是当时台湾主张统一的政治人物，在台湾“统独”之争达到高潮之际，只能说出“中共动武常常是说一不二的”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其结果又是进一步强化了两岸之间的争执和矛盾印象，抵消了两岸中国人之间的亲和力。
二，“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属于中国的主权范围”。前者指的是土地，后者指的是抵御外辱的主权观念。尽管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心里都明白，今日台湾之所以成为问题，是人在发生变化。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岛上民众能认同一个中国，但事实发展与我们的愿望却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我们能从争执面中抽身出来，以更宽阔的眼界来理解台湾，那么台湾问题除了以上含义之外，还应加上一条，台湾是一群让我们应该以中国人关怀中国人的方式去关怀的人，是我们感情的一部分。
三、在台湾人开始失去中国人立场的同时，我们就将开始失去台湾。日本的殖民统治经验，国民党的反共灌输，加上冷战时期西方价值观念的汇入，使台湾人民在不同的文化场合表现出复杂矛盾的文化人格。在他们身上，有一组西方文化的细胞，也有一组台湾本土文化的骨肉；有一组日本文化的神经，也有一组中华文化血脉。在不同的文化场合，他们会有不同的表现。台湾本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中华文化不具有排斥力。就是关乎中国近代史一些台湾人士也不是一味排斥。比如说，虽然他们不能够和我们以同样的情感来理解大陆地区的八年抗战，但并不影响他们喜爱《人间四月天》这样反映中国近代人文历史的剧码。我们应当提供更多的场景，让他们做文化上的中国人，让他们在更多的时间里做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在这种文化场景中他们能获得一种归属感和踏实感。
二、两岸共同媒体的历史重任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很高的期待，期待能有一个媒体能扮演一个更加超越的角色，超越红绿蓝，超越两岸，超越悲情历史，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帮助塑造伟大复兴时代的中国人。当时我还有一个观察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十分在意大陆的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们，是否赞赏他们。我们应当如何表达对台湾人民的赞赏呢？在我们的媒体上，在我们的文件中，在谈到台湾人民时我们能否这样说：生活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是最优秀中国人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遇，台湾成为中西文明的交汇点。在民族统一的进程中，无论是统一之前还是统一之后，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对中国现代化将发挥巨大的、在有些方面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我们以“井水不犯河水”之说来照顾部分台湾人民对统一之后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心理时，我们可能会忽略另外一大部分台湾人：他们对全体中国负有使命感，对包括在大陆发生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自认为有能力帮助整个中国实现复兴；如果他们因为井水不犯河水而被拒绝，他们会有一种不是完全中国人的感受。从80年代开始，包括台、港、澳在内的全体中国整体走向富强，这其中更凝聚着在台湾岛上生活的中国人的杰出贡献。这是一段由合力推动的历史，我们应当在更多的场合综合地而不是分别地表述这一历史，其中包括对台湾社会的进步、台湾人民对全民族成长的贡献的肯定。肯定台湾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台湾进行的。特别包括他们在传承中华历史文化方面的杰出贡献，在吸取西方文明方面具有特殊的经验。肯定和赞赏也是一种引导。
以上观察和思考我是在2003年一次台湾民情研讨会上进行了表达。我在会上很真切地阐述，我们需要重建台湾社会的统一动力，共同的远景设计对“分治和解”的双方趋同产生动力作用。中国人正经历一个再创辉煌的年代，两岸中国人曾经各自完成了对本社会的转型。在现有的交流交往的基础上，通过共同设计未来进而共同实现之的方式创造出一段可以供后人分享的共同历史。
我们应当思考创建以下条件：1、文化传播以及两岸思想的交流；2、两岸文化人的存在；两岸文化人意即，同时具有台湾和大陆的文化经验的文化工作者。其文化的创建在于源于两岸，高于两岸。3、两岸共同媒体的创建。台湾的新闻媒体主要以台湾社会为对象，两岸之间缺少交集，并形成文化圈的分离。两岸共同媒体应当将政治纷争淡化，更加注意两岸经济的融合和文化的交互。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媒体应当是以文化和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创立文化共同性为目的。
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
我当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工作，表达这些想法的确是自己内心的所思所虑，但基本还是属于纸上谈兵的范畴。在会议的当天晚上，参加会议的郭伟峰先生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才知道他已经有了创办两岸媒体的初步想法。郭伟峰介绍说，汪道涵先生提倡并推动在香港创办《中国评论》月刊，其思想为成立中国评论通讯社提供了指导方向。早在1998年，汪道涵就指示如果条件成熟，应该创办网络媒体。如何在一本两岸发行的智库杂志的基础上，具体构建两岸共同媒体？郭伟峰先生一直在思考。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几乎聊了一夜，从台湾的蓝绿差异，统独之争，谈到两岸文化再造，两岸媒体的形态，也谈到欧盟发展的经验。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感到了伟峰先生正在形成他的改革“路线图”。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看到中评社的发展和变化。伟峰先生曾经说过，在两岸新闻与传播的“共构期”到来之际，“两岸共同媒体”的成长与壮大再也不是一个梦。在两岸新闻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具备“两岸共同媒体”形态与内核的新闻媒体会越来越多，在两岸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与两岸关系共同命运共同呼吸的新兴媒体群，会构成一个崭新的传媒时代。伟峰先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将“两岸共同媒体”推到了一个高峰，令人十分钦佩。在理论上伟峰先生提出了两岸共同媒体的三个主要特征：共构性、两岸性、民族性。共构性指的是，“两岸共同媒体”不是属于两岸哪一方，而是属于两岸双方。
中国评论为此形成了资源分享、平台共享、媒体共建的特点，在北京、香港、台北分别成立的新闻媒体，共享中国评论通讯社及中国评论新闻网的名义与平台，在编辑部协调下，分工合作采编新闻。其采编风格的统一、新闻内容的和谐、人员关系的密切，凸现了媒体的共构意义。伟峰先生和他两岸三地的同事们就是以这种共构性实现了中评社的伟大跨越。
两岸性指的是，“两岸共同媒体”源自两岸、服务两岸。以两岸关系新闻为传播的重点内容。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两岸共同媒体”的最重要的新闻与传播的原则立场。真正的“两岸共同媒体”，首先要能够在两岸信息交流中畅通无阻，其次要在两岸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第三要引起两岸读者的高度关注。在两岸关系中作为新闻媒体的角色具有重要性、权威性、交流性，这是两岸性的关键。中国评论通讯社及中国评论新闻网依循着这样的标准不断发展。
民族性指的是，“两岸共同媒体”的最重要政治立场，不是以哪一个党派为主，而是以中华民族为最大的“公约数”。中国评论通讯社及中国评论新闻网一直坚持中华民族的立场和情感，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形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每当一些重要的国际、地区和两岸事件发生，我们都可以看到中评社和中国评论月刊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具有民族性包容性的主张，也看到中评在两岸红、绿、蓝等各种阵营，组织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表达看法，引导读者认清发展的趋势，客观瞭解不同看法之间的异同。为消弭两岸各个团体之间的隔阂，重建祖国统一动力作出持久的努力。
中评的智慧就是我们新一代中国人的智慧，中评的事业是两岸共同的事业，中评的成功就是我们民族的成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2月号，总第25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