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开展了一个针对联合国成员国的公关活动。第一步就是举办一系列大、中、小型会议，请接受援助国家的大使和代表们参加，向他们解释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作用，告诉他们怎样从我们部的各项工作中得到益处。这些会议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没有太多正式礼节的约束。第二步就是对特别有影响力的大使展开一对一的工作，方法就是经常用我自己的钱请他们吃午餐，向他们解释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工作怎样给他们带来好处，还告诉他们如果希望看到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在出钱国家的攻击下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支持这个部门，尤其是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简称经社理事会）会议和其他会议上表示支持。我也经常和发达国家的大使们举行工作午餐，告诉他们全世界说来说去都是在一起的，假如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走下坡路，最终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由于我的朋友伯突奇的帮助，我和意大利大使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有好几次这位大使给我帮了大忙。通过我部门的另一位同事田岛先生的帮助，我还和日本大使建立了良好关系，又通过我的美国好朋友甘维珍和韩国大使柳宗夏建立了良好关系。同时我在联合国任上，一直同历届英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但我和法国大使的接触比较少，因为法国大使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而且过去我也一直没认识什么法国人。
我当时需要尽快地与两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建立密切关系，他们同我的工作联系紧密。第一位就是联合国秘书处的第二把手，总干事安东尼·布兰卡先生，第二位是国际经济社会发展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拉菲·阿赫曼德（Rafee Ahmed）先生，这两位是我到联合国后最早去拜会的人。1991年3月21日，我拜会了布兰卡先生，第二天即3月22日拜会了阿赫曼德先生。布兰卡是法国人，非常友好、有礼貌，可是很少表示一个非常清楚肯定的意见。他在联合国的位置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唯一比他职位高的就是联合国秘书长。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的日常工作都要向他汇报。阿赫曼德是巴基斯坦人，也很友好、有礼貌。他知识非常渊博，总是乐于助人，他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而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付诸实施。我们两个部门可以说是互补的关系。
出钱的发达国家对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的态度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讲，如果我们部被其他部门瓜分的话，他们会更高兴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把形势搞得好一些，方法就是仔细分析每个国家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分别做工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比尔·德瑞伯先生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朋友，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右派，在我到达联合国前他就知道我，我还在伦敦时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欢迎，希望和我一起密切地工作。我4月8日去看他，我们马上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他当时表示，愿意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我，有信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之间开展合作。后来他又把他手下的司长们介绍给我手下的司长们，双方的司长们建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协调两个组织的工作。但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他真正的目的是最终吞并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后来当我们部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时，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喝茶。喝茶时他就说，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我们两个部门合并，我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副署长。我预料到他是有备而来的。我很清楚，如果两个部门要合并的话，一个真正的、能无条件地为一切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组织将不复存在。在喝茶以前我已把我的想法同中国大使们谈过了，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所以当德瑞伯提出他的想法时，我马上就回答，这个计划根本免谈。他理解我的立场，就说，那就当做咱们从来没提起过这件事吧。他确实遵守了这个诺言，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公开的行动试图把我们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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