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价值观的底层次：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
科耶夫关于艺术化生活的理念也让我们在更深层意义理解最近李子柒在海外包括在欧、美大受欢迎的现象。何谓文化？文化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见之“器”就是生活方式，背后的“道”就是文化价值观，道器一体而不可分。
“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最熟悉的就是家庭生活以及孝敬父母的要求。家庭、家族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人，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元，这正是礼文化之延续。孝并不只是供养父母这么简单，《论语·为政》记载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孝要求内心对于父母的孝顺，要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尤其是由内而发乎外的和颜悦色的婉容上，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
孝不止于生前，不止于亲身接触的亲人，还有对于去世亲人以及历代祖先的终身祭祀，即民间说的“祭祖”，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在西方占据重要位置，但西方却以其一神教的信仰来否定中国没有宗教信仰，或者批判中国的祭祖是偶像崇拜，批评中国的多神信仰是偶像崇拜。其实西方文明作为断裂的文明才会出现一神教，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古希腊却是多神信仰，但外来的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接纳为国教后，原有的多神信仰就被视为异端。
中国有两个节日很重要：一是春节，另一是清明节，二者都关乎着通过仪式感而达到家的情感凝聚，外在仪式不可或缺，现代社会更要对此有文化自觉。春节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礼文化的集中体现，为何春运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运输量，为何大部分中国人都要回老家过年？春节背后凝聚着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价值观，需要加以提升。春节贴春联，家庭团圆一起吃年夜饭，都是辞旧迎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春节的喜庆日子里不能忘记祖先，要祭祖，祖先也要来和子孙后代一起享受酒食，其乐融融。鲁迅的小说《祝福》就描述了传统中国在春节包括祭祖在内的各种祭祀。笔者南方家乡单位上班的人在大年三十下午都要急着赶回家杀公鸡，杀公鸡是为了祭祖，这是一年里的头等大事，绝不能轻忽、错过。清明节更是以一套庄重的仪式来专门祭祖，在外地工作者往往要请假回去祭祖。南方祭祖，不止是祭祀上一两辈的祖先，还要祭祀始迁的开基祖、一世祖，笔者家族祭祀的一世祖在明初洪武年间，墓与碑皆完好。
《礼记》中有不少文字生动地叙述着先民在祭祀时“祭如在，如神在”的真切而深厚的情感，《诗经》中很多诗篇都与包括祭祖在内的各种祭祀有关。
中国文明传统的祭祀不止是祭祀自己的祖先，还祭祀历代有功、有德于国家、民众者，还祭祀人类所取用的自然界的万物，如天地、川泽、山林等等。这一切都凝聚在一块祭祀的牌位上即“天地君亲师”，这最早在《荀子》那被认为是礼的三个根本：“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礼三本的“本”，同时与“报本”的“回报”的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西方基督教是拜上帝，在传统中国则是天子代表天下隆重地祭祀天、地，地点就是今天的天坛、地坛，祭天地的郊祭之礼最为隆重，其文化意义在于：“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礼记·郊特性》）。天子还要在日坛、月坛祭祀日、月；在社稷坛祭祀土地（即“五土”）以及土地上产生的农作物（即五谷，或者说是发现五谷者），社稷坛（今天的中山公园）的一边是太庙（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是天子祭祀其历代祖先之所在。祭祀先师则是从首都到全国各地的孔庙（也称文庙），中国重师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武侯祠、关公庙等则是祭祀文臣、武将。
与京师的社稷坛相应的在最基层的则是土地庙，家里则有灶神，这是对于发明火者的回报，灶神还司善、恶。各地都有城隍庙，所祭者是过往对于当地有功的地方官，同样兼具报恩与司善恶的双重教化功能。这些都是“神道设教”、“文以化之”，并非迷信，而且也不是随便什么都可以立庙祭祀，国家专门由礼部来负责制定祀典，合于忠孝仁义的文化价值标准者才能入祀。如此，才能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之本质为礼文化，从政治、国家治理的角度，称为“礼治”；从教化、社会治理的角度则称为“礼教”。
中国礼文化之供奉、祭祀“天地君亲师”，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对于逝去的历代祖先的祭祀，意味着共同体不止于可见的现世，而是与逝去者也建立永恒的、超越的联系，这超越了功利主义。对于天地的报恩的文化价值观，同样也超越了环保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舍勒当年批判资本主义精神，设想新时代的使命是建立“谐调的时代”，中国的礼文化正是要造就各方面的谐调。我们在海外的孔子学院对外讲什么呢？应该好好讲讲我们的礼文化及其价值观。《礼记》中讨论的各个礼中，以祭礼为最重要，要讲清楚中国既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迷信，而是有一整套一直延续至今的宗教信仰系统，这一系统是中国礼文化所具有的神圣、崇高性的一面。
礼文化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活着的礼文化。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对于葛朗台为了金钱可以置女儿的幸福于不顾的讽刺，对于葛朗台以法律契约来害人性命的批判，很早就预见到了舍勒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对于商品、资本的批判也是与此一脉相承。当代中国经济的奇迹不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重复，中国人不是葛朗台式的经济人，不是舍勒在其《资本主义的未来》一文中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及其精神。⑥我们在春运中看到广大的中国人对于家庭、对于家乡的珍重，看到今天的中国人一如既往地为了儿女后代的教育、幸福而作出的牺牲精神；同样也看到子女对于父母的回报，子女做各种选择时也要考虑到父母的因素。我们还看到南方兴起的祭祀历代祖先、跨地区、跨省的联宗、修族谱，从而建立“我们从哪里来”的完整谱系。笔者当年在陕西西安城墙上听到华县碗碗腔中的《劈山救母》（也就是《宝莲灯》）为之一震，其裂帛之声所传达的孝道真是感动天地。询问唱者，华县当地人至今仍喜欢听戏，红白喜事常请戏，一唱就是七八个小时，连着几天，谓之大戏。不难想见这些大戏的价值观与《劈山救母》都是同样的。这些都是礼文化在现代的延续，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所在，也是中国文明作为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之根本所在。
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及其仪式感中。我们小时候吃饭时，大人会先盛一碗米饭放桌上，这是给祖宗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有些地方每个月农历的初一、十五都要在饭桌上给祖宗盛碗饭。《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致其敬于鬼神。”今日中国民间有些地方吃饭前盛新饭供奉给祖先、神灵的习俗，正是古代的食礼之延续。
小孩上桌吃饭都有固定的位置，这是长幼的秩序所在，不是什么等级制。大人教小孩夹菜要夹跟前的菜而不要夹远的、不好够的菜，好吃的更不能多夹；米饭不能掉桌上，不然小心天上的雷公会劈你的。这些都是规矩，是礼文化的“敬”与“让”的价值观渗透于生活的点滴。《礼记》开篇说：“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孝经》：“礼者，敬而已矣。”《礼记·曲礼》指出：“礼者，自卑而敬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从小在每天生活中、小事中不自觉地养成的“礼让”、“礼敬”，成年进入社会后则能扩充为在社会、单位中的“礼让”。这与个人在事业上的自强不息并不矛盾，这恰恰是对舍勒所批评的资本主义的冷静计算的克服。这些是我们要将“形而下”之器对外上升到“形而上”的道的层面来对外讲深、讲透。
中国人与人交往特重礼尚往来，这正是礼的精神所在，《礼记·曲礼》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物表明心意，内心的礼敬要用外在的礼物来表达，所以中国人的礼物的意义与西方的小礼物不一样。当然礼也不能过，要求中道、量力而行，故有“礼轻情意重”之说。在中国民间，送礼尤其是过年过节送礼一定要有回礼。如果疏忽，关系就会受影响。如果有意不回礼，今后的关系可能就断了。重要的不是礼物本身，而是内在的心意需要有礼物来传达，持久的关系也要通过礼的仪式感来维系。
再举例如今天礼仪之小者所系乎则大，平常宴饮之排座次，行走之论先后次序，都可见礼教本身所强调的上下秩序。就礼乐传统而言，位之上下、尊卑是与德能联系在一起，有德能者居其位，所以不是简单的权力关系之分别。而饮酒之“合欢”则与上下之分别构成张力，更多凸显的是和谐，化解区别、等级。饮酒、排座次，是古之“饮酒礼”的延续。这些生活中的细处、不起眼处其实都是礼乐精神某一方面的积淀，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其偏处。这些看似小的礼仪，却在潜移默化中让人在内心遵从、维持一种秩序，这就是礼所具有的政教功能。
《大戴礼记》总结了礼教的精义在于使民众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巳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中医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体现，中医将人的生命放在天地之间来理解，即天人相应。中医将疾病发生原因分为外感与内伤两大类，《黄帝内经》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阴阳在此表示表里，外感六淫病邪是由表及里，所以邪先伤于表。《伤寒论》顾名思义，讲到人的身体在天地之间，受到外部的气候环境的影响，中医归为六气：风、火、暑、湿、燥、寒，六气太过则成为六淫，而容易使人致病。
内伤则是由于七情、饮食、起居、劳作休息等的过或不及等不正常而造成疾病，病发于内，故而邪先伤于里。中医强调人的情志即五志即“怒、喜、思、忧、恐”等情感的中正平和，《灵枢·本藏》说：“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志每一方面太过、偏而失调则易得病，《黄帝内经》对此有具体的论述。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诸郁源流》说：“诸郁，脏气病也，其原本于思虑过深，更兼脏气弱，故六郁之病生焉。”
不管是外邪还是内伤之病，其发生、发展取决于正邪之气的消长变化。《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强者，病邪难以干犯；反之，正气不足而体质虚弱、抵抗力低者，则病邪容易乘虚而入。作为致病的外部重要因素的外邪这一外因，也要通过致病的内部因素的正气虚这一内因才能发生作用，这就是中医对于正气、病邪二者关系的辩证认识。
中医思维认为疫情的发生是受大系统的影响，中医强调人的身体的小系统与天地自然环境的大系统的“天人相应”。所谓瘟疫、时疫就是气候失序、失令造成的，冬天之时令该冷不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精气在冬天该藏而藏不住就会出现寒邪之气，造成时疫。今天的环保思维虽常提到暖冬，但对于暖冬的危害的理解远不如中医精深。暖冬的反常气候引发时疫、邪气。科学考察发现，全球气候变暖使得很多原来藏在地里、雪山、冰川里的各种不知名的病毒可能出来。
中医思维强调天人相应的同时也强调仁，即以仁心、仁术对待病人。
2、制度：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中层
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则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中层，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是对于士大夫政治的继承与转化。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可能社会经济高度现代化，而政治制度却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形式和本质。以美国为例，亨廷顿指出，美国总统在职能、权力及其人格、才能方面完全相当于都铎时代的国王，甚至在权力上还超过国王，而白宫政治亦与宫廷政治相似。美国可以说是将世界上最现代的社会同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集于一身的国家。⑦
中国的政制也继承了传统要素：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制度既不是美国的总统制，也不是英国的内阁制、法国的半总统制，乃是承袭了明代内阁制（其中有首辅）、清代军机处（其中有首席军机大臣），以及再往上的唐代中书门下制、汉代三公制的集体宰相制。中共中央组织部承袭“吏部”，在识人、选人、用人、考核上累积了一代代人的智慧；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的设置则承袭了传统甚为发达完备的御史台之监察制度。除了士大夫文官官僚制度这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保证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士大夫德性修养的内在约束与保证，这就是士大夫精神。士之为士，在于持守“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士大夫文官政治乃是德性政治。德性政治的“德性”并非人们所误解的道德理想主义，而是意味着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一方面承袭了传统士大夫文官政治，另一方面又以其纪律性、组织性克服了传统士大夫政治的组织力不够以及党争等问题，从而也超越了士大夫政治。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形式，虽源自西方，但早已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所能框定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大国政治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最终将超越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
一党执政之“一”不是数字的一与多，一党执政之“一”，就是全体社会，是代表“社会整体性”、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一”，也不同于西方所谓的全民党，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是不同阶层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人民”整体性、功能性的动态把握。这一政治设计背后是不同于西方分类式哲学和分裂式世界观。它有着深刻的文明根源，“一”是代表礼的“理一分殊”的“理一”的整全性、普遍性，这就超越了西方“政党”（party）原本的“部分”(part)、“个别代表性”⑧的局限，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回到“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士”之整全性。士大夫政治是世界史上唯中国所独有的，也是中国礼文化延续性的显着特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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