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出台一项政策跟下棋一样，一定要多看两步，要考虑政策出台后会不会有副作用。但现在的问题是，操盘公共卫生改革的人不太了解公共卫生，对改革的结果也不承担责任。
社会对公共卫生不像对临床医疗那样有敬畏心，都觉得公共卫生很简单、谁都懂、谁都能改，改革中考虑公共卫生人的意见也少。
“无异于鼓励掩盖”
《瞭望》：你的意思是，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等原因，在制定政策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公共卫生诸多问题的伏笔？
曾光：对。就拿传染病防治法来说，它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报告。但这部法在执行时管不了政府部门。
2004年就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征求意见时，我就提出，这部法要有办法让政府部门守法。新冠肺炎疫情也告诉我们，如果传染病防治法不能让地方政府守法，如果有法不依、违法无罚的局面不打破，很多问题可能重演。
《瞭望》：你的意见当时收到了什么反馈？
曾光：疾控中心让我去当时的卫生部讲我的意见，后来我还到国务院、全国人大的相关会议上讲，该去的地方都去了，但是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吸纳。
我还要强调法律对政府部门的约束力。如果政府部门不遵守法律不会受到惩罚，甚至可能带来好处，公共卫生很难做好。
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争创国家卫生城市，指标之一是无甲、乙类传染病暴发疫情，无脊髓灰质炎病例发生，无院内感染引发的传染病暴发疫情和死亡事故。在这样的指标体系下，如果争创国家卫生城市的重要关头出现相关传染病，会不会即便疾控机构想报告，但上级政府不让，最终还是不报告？如果疾控机构一意孤行报告了，疾控机构的领导会不会反而被认为“没有大局意识”、受到上级政府批评？
正常情况下，传染病暴露出来后，发现传染病的人应该被表扬，但如果现实是很可能遭批评，那这是不是无异于鼓励掩盖？
我曾在某个以皮毛、皮革加工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发现，由于工厂收购的皮毛、皮革本身带有布鲁氏菌，工人也就感染了布鲁氏菌病，当地政府怕我们揭露这个情况导致皮包等加工品卖不出去，就想方设法不让我们报告，但这显然会危害更大人群的安全和健康。加强公共卫生，其实就是要从这些方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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