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精英中不乏较为清醒的观察者。麻省理工（MIT）校长瑞弗（L.Rafael Reif）先生近期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文《中国的挑战是美国的机会》，提出了对中美贸易战的客观反思。瑞弗认为，美国贸易战的理由及战略意图是不充分和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其一，中国在核心技术上正在实现一种自主性创新与超越，而不是所谓的盗窃或抄袭，典型领域包括量子计算、5G通讯技术、高铁、移动支付、AI应用等；其二，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是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正确策略；其三，美国政府在高科技补贴政策与移民政策上缺乏战略规划和开放包容精神，对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持不足；其四，美国的创新体制及其社会文化条件相对优越，但需要正确运用和加强，美国政府需要更多反思自身。文章最后，瑞弗提出了中美竞争关系中美国战略认识论转变的根本重要性，认为贸易战枷锁只能陷美国于长期平庸，而正确的出路是“如果我们美国人尊重中国，把它视为一个新兴竞争者，有着许多我们可以借鉴的优点，这种观点将激励美国做到无与伦比地最好”。
瑞弗的分析和建议是理性的，但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整体战略存在严重冲突。瑞弗希望出现联邦政府对高科技与高校研究的更具战略性的规划与资助，似乎期待着“美国制造2025”，但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核心批评。瑞弗希望放开移民政策，但这与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及本土民粹化倾向相悖。瑞弗希望美国调整对中国的敌意认知，但这恰恰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性判断。瑞弗正确认识到中国发展的自主性与创新内涵，但特朗普鹰派团体中缺乏这样的平衡性视野。瑞弗的意见代表了美国相当一部分理性精英的立场，也是中国愿意思考与对话的恰当立场，这是美国社会自由度和多元主义的体现，但在当下的贸易战对抗氛围与美国绝对优先的鹰派立场下难以获得政策代表性与话语权。不过，美国的公共舆论、选举制度与司法审查有可能构成一种民主政体下的监督问责机制，对特朗普的“敌意政治”构成一定的宪制性制衡，所谓的“中期选举说”有一定道理。但特朗普现象再次显示了美国宪制中“超级总统制”对民主共和价值的僭越和威胁，是否可能回到理性的制度化轨道，难以乐观评估。美国宪法的蜕变，是贸易战背后之全球治理权竞争的一个重大参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