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真真长期关注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一些地区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她发现，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部分60后、70后虽然有意愿，但年龄偏大，80后、90后成为最大的生育潜力释放人群。但是80后正处于人生中最忙的阶段，事业面临升职压力，在家庭里要带孩子忙升学，还要赡养夫妻双方老人。要事业还是要育儿，成为不少80后家庭的一道难题。而很多90后认为生育是私人的事情，对生育政策大多持不理会的态度。“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必须尊重他们的生育意愿，其次应帮助他们解决好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郑真真认为，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主要是满足家庭对生育的需求，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托儿和学前教育以及社区建设等。同时，有必要从家庭和妇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定位、调整和完善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妇女在承担生育重任时兼顾个人事业发展，形成尊重生育、对育儿友好、支持妇女平衡生育和事业的社会氛围。
“尤其对于年轻的职业女性来说，现实情况往往让她们很纠结。这不仅包括产假时间、父亲育儿假能否落实，还包括养育过程中的0—3岁照料问题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很有可能在生育政策放宽后，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的高质量劳动力。”郑真真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1／3的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对这些妈妈来说，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要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又要有3年无法安心工作，无可避免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不利影响。
有学者研究欧盟国家经验发现，那些能够较为妥善地平衡好职业妇女事业与生育关系的国家，人口生育率保持上升趋势，而未能较好处理这一冲突的国家，其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这个问题在我国存在多年，迫切需要解决。这需要全社会提高认识，尤其需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机构积极参与，同时还要有政府的鼓励和有效监管。”郑真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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