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日本对华战略问题的判断与认识
观察中日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一个关键是要看日本政府对华战略与定位。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华战略会有所差异，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大同小异。就安倍政府对华战略观察，显然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尽管没有正式使用这一概念），以牵制中国为最重要战略，但同时不放弃有利日本的中日双方经济合作与民间往来，于是：竞争、牵制、交往、合作并存，成为日本对华基本战略与策略。日本虽然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但策略上则是在牵制中竞争，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寻求发展，做出对日本最有利的战略选择。
（一）日本视中国为战略威胁与竞争对手
中日是近邻，并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中日关系的发展起伏不定，时好时坏。那么，当前中国是日本的朋友、伙伴，还是对手、敌人？日本如何看待与认识中国？这是判断日本对华战略的关键，也是需要认真回答的首要问题。
尽管日本政府不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那样公开与强势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前所未有的强势遏制战略，但日本仍一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竞争对手与潜在危险之一。2018年日本公布的新版《防卫计画大纲》，仍将苗头对准中国，将中国与朝鲜并列为“潜在威胁”，文中以“强烈关注”表达中国军事动向，准备以重新整编的“联合部队”应对“中国军力增强”。这种军事战略思维与定位，要从根本上改变中日关系是困难的。
就在2019年1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在国会发表的政策演讲中尽管强调“我将把中日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外相河野太郎强调“力争与中国构建稳定的关系”，但在发言中同时强调中国威胁论，表达了对中国军事活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深刻担忧，为此日本拟建立一支太空网络部队以应付来自中国的所谓安全威胁和强化日本的防卫能力③。
日本是世界军事强国，还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装备。那么，日本强军的目标是谁？防范谁？美国是盟友，除了中国与俄罗斯，包括朝鲜在内的其他周边国家或地区对日本不构成威胁。显然，日本的“防卫计画大纲”等所有的防卫目标仍以中国为主要对象。
（二）“牵制中国”是日本最重要对华战略与策略
日本人防范心态浓厚，忧患意识强烈。表现在对华关系与战略上，就是日本以防范中国、牵制中国与遏制中国为核心。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大慧教授出版《遏制中国》一书，认为日本对华战略的核心就是遏制中国。这与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笔者认为用“牵制中国”更为恰当与准确。因为日本虽是世界大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但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等已落后于中国，要遏制中国是相当困难的，但“牵制中国”则相对容易，是可以做到的，通过牵制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遏制效果。吴怀忠教授对日本安倍政府对华战略进行了较为全面、准确的归纳，核心也是“牵制中国”。他撰文认为，“安倍由此设定的主要对华战略目标集中在以下三点：经济上用足机遇，安全上防范‘威胁’，政治上竞争影响力。尤其是防华三件套组合拳—整军经武、强化日美同盟、广拉‘朋友圈’，对中日关系发屡屡造成干扰和破坏。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竭力推动‘印太战略’，对冲和牵制中国”，而“难以正视中国崛起，使日本政府想尽办法制衡和防范中国”④。
安倍提出“俯瞰地球外交”战略，虽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全方位的出访、首脑会谈与签署各种协定等方式提高日本国际影响力，争夺更多利益，但同时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牵制中国”。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出访相关国家并签署相关协议之后，安倍或日本高层官员就会随后访问这些国家，并签署相关协议，而且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甚至露骨，有“拆台”之意。特别是在地区安全上问题，安倍政府或明或暗地追随美国，配合美国，牵制中国，压制中国、遏制中国。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尽管对2018年中日关系改善给予高度肯定，但同时也认为“日本依然在积极推行印太中心战略，对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实施牵制”⑤。“牵制中国”已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基本支柱。
（三）日本在南海、南岛及印太战略中的“制华”角色
南海本与日本没有多大关系，原本主要是直接涉及南海岛屿主权与领海权益争议的五国六方之争。为遏制中国，美国强势介入南海，将原本并不存在争议的所谓遵守联合国海洋公约与航行自由视为最高原则。在美国拉拢与纵容下，日本不断符合美国南海主张，并加入所谓南海巡航及与美国在南海进行联合军演等活动，成为南海地区新势力。2018年8月，日本派遣准航母等三艘军舰赴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演练；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赴南海执行反潜训练，并称“逐渐形成定期的南海—印度洋长期舰艇派遣机制”，其实就是配合美国的南海与印太战略，推动自卫队的海外行动。另外，2018年10月，日本与湄公河五国联合发表的《东京战略2018》，在日本主导下写入了各国共同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声明，明确基于法治维持和促进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等内容，同样是要牵制中国。
最初由日本提出的“印太战略”，却逐步转变为美国主导的全球新战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是企图建立以美日澳印为轴心，拉拢台湾、菲律宾、新西兰等周边国家或地区加入，共同围堵中国。由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印度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态度有所保留，表态变得谨慎。日本对美“印太战略”采取既区隔又配合的双重策略。201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安倍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美日重申加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目标，但安倍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谈时将“印太战略”调整为“印太构想”，降低对抗性，则主要是为配合他提出希望能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的主张。但总体上，日本还是追随与配合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并以遏制或牵制中国为主要目标。
另外，日本在东盟国家合作机制、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与南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等方面，经常鼓动有关国家对抗中国、牵制中国。
三、对中日经济关系的认识与判断
总体上，中日经济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合作大于竞争。中日关系正常化40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到2017年底，日本累计在华设企业超过5万家，实际投资金额达1080亿美元；2017年，中日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访日人数达735.6万人次，消费金额35.6亿美元，约占外国在日消费总额的40%⑥。
近两年来，中日关系明显改善，双方经济需要增强是重要诱因，而且双方在经济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两国政府及有关部门签署了2个协议和8份备忘录，其内容主要涉及人文、医疗卫生、服务贸易、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建立海空联络机制等；同年10月，安倍访问中国，两国又签署了12份协议或谅解备忘录，尤其是两国政府部门、企业、经济团体等之间签署了基础设施、物流、互联网、健康养护与金融等52份谅解备忘录。不过，中日经济合作新进展，却未能改变日本对华经济合作的牵制与防范心态，在重大问题上依然牵制中国，中日经济合作依然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
（一）中日双方经贸往来与合作并未形成坚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并未彻底改善中日安全与政治关系，呈现典型的“政冷经热”格局。有学者认为“中日正在形成新的、互补的、可持续的双边经济合作模式，这将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这是学者一厢情愿的理想型期待，而不是客观现实。历史经验证明，尽管中日经济合作有了很大发展，但未构成中日关系的“内生动力”，也不是有学者认为的中日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石。中日经济合作与中日之间的安全、政治对抗脱钩是并行的。有点类似海峡两岸关系，两岸经贸关系获得重大发展，2018年两岸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台商对大陆实际投资接近2000亿美元（1991-2018年，台湾统计），但两岸政治关系未有实质性改变，对抗与对立依旧，而且形势依旧“严峻复杂”。也就是外界讲的中日关系与两岸关系均长期呈现“政冷经热”与“官冷民热”态势。
（二）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消极、排斥调整为不排斥，但仍不积极，竞争与防范态势依然浓厚。日本人具有强烈的怀疑主义情绪，对中国更是如此。对于中国提出并大力宣导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日本一开始就持怀疑、观望甚至排斥态度，这可从日本主流媒体的报导中得到反映。不过，“一带一路”建设发展及其所创造的潜在市场商机，又让日本商界看到机会，希望参与的愿意增强。随着中日高层对改善中日关系态度的积极变化与双方高层互动增多，尤其是中国释放强烈善意，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了小心谨慎的积极变化。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日本政府虽未派官方代表团，但仍派由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是一种正面姿态。同年6月，安倍在一次国际会议演讲中首次表示日本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此后，日本民间、媒体界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对“一带一路”的正面报导与评价增多。同年11月，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日本经济界访华团访问中国，并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意愿。2018年10月，安倍访华时明确表示“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并带领500多名日本企业界人士参加“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署的52项协定大多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学者徐梅对中日“一带一路”合作前景给予很高评价与期待⑦。
有学者认为中日两国正式宣布启动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机制，意味着中日两国在开拓海外市场这一领域开始结束相互间的恶性竞争，走向合作共赢的时代；另一方面，中日两国也开始强化技术产业合作，实现产品与技术的合作输出，中日两国正式开启了产业与市场大合作的时代。更大的意义在于，日本尝试摆脱美国的束缚，通过与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间接参与了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建设⑧。同时有学者认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日经贸关系深化升级的新动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打造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模式”、“创造了区域互利共赢的新典范”⑨。然而，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仍是谨慎的，对这一概念是排斥的，中日双方使用“第三方市场合作”，其实就是不愿意使用“一带一路”合作概念，尽管第三方市场不完全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在海外市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针对中国的动作不断，跟踪、恶意竞争（尤其是在高铁等领域）甚至有意制造中国企业与当地国家的矛盾，成为中国在海外投资、经贸活动的最重要对手与制约因素。安倍于2015年提出以亚洲为重点推进“高品质基础设施伙伴关系”以来，强调要加强日本高品质基础设施出口。日本主导、与湄公河五国联合发表的《东京战略2018》强调“开放性、透明性、经济可行性，注重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受益国财政健全性”等，并将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标准，无不是针对中国的，其实就是公开呼应西方势力指责中国不公开、不透明、不环保，给当地国造成债务负担。
另外，日本与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基础建设合作，也是针对“一带一路”的。201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访问日本时，与日本达成在印太地区进行基础建设援助合作，美、日将各自投入600亿与100亿美元，推进“顾及对方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的基础建设合作，对抗与有意取代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意图甚为明显。
（三）日本在重大经济问题上配合美国与西方，制衡中国。在中国遵守WTO规则并依入世承诺完成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日本追随美国与欧洲，不承认所谓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继续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就是以“替代国”价格评判办法对中国提出反倾销调查，让中国在对外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
特别是日本追随美国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非法制裁。2017年，日本政府内部决定，在政府采购系统中排除华为和中兴公司的产品，并通知日本电子通讯、网络营运商软银、NTT、KDDI等企业撤出华为与中兴公司4G产品。2018年，日本又加入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公开限制与禁止使用华为5G通讯设备等产品，公然打击与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与企业的发展。
可见，中日经贸关系虽然密切，双方签署了许多经济合作协定，但在重大经济问题上，日本依然采取对抗与遏制中国的政策，严重伤害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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