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极大的张力，我们必须思考，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人性的起点是什么，在哪些方面有一些基本一致的价值判断？是否经历了现代化启蒙，还是固留了一些负面的因素？是否设置了人性的目标预期，是否有意无意的实施“剧场化”规训？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是否服务于人性，紧急时刻的“拖、等、靠”等等是否存在与人性相违的地方？因此，较为根本的任务是，将国家治理置于人性的尺度，将人性的因素纳入国家治理政策体系，还原人性、匹配人性、引导人性、制约人性，使国家治理体系更具针对性、精准性，而非同质化、理想化。
央地关系的问题
第二是“央地关系的问题”。我们传统的提法是“央地关系”，实际上，在五级行政体系成型之后，不单单只有“央地关系”（当然“央地关系”还是最重要的内容），还有嵌套于其中的各类上下级关系，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纵向府际关系”。新冠疫情发生后，有的地方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畏手畏脚、不能迅速打开局面，不想也不敢担责，处处等待上级指示，有的则上手很快、主动担当，有先招、有预案、有自选动作。比如广东、浙江、湖南、天津等省市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天津市最早提出以“战时状态”打赢防控仗；银川、太原、贵阳、哈尔滨、杭州、南京、郑州等地较早地开展“社区封闭管理”；再如，在各地观望等待之时，浙江、广东率先而动复工复产，甚至政府包车、补贴用工单位接回员工。为什么同样是在中央领导下，有的地方的积极性要高一些？有的则处处被动等待？
有人用“委托－代理”来形容“纵向府际关系”，上级是委托方、下级是代理方，按照这个逻辑，下级处处受制于上级、上级对下级问责。如此，下级一定会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行为，以规避上级问责。实际情况是，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权力“向上收得很紧、向下放的有限”，疫情信息发布权、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对策的提议权、应急指挥权基本上被收至省级以及国务院层面，换言之，没有更高层级的统一指挥、授权，下级的信息发布、决策就算违法。这种上下级的责任划分，带有“层级越高权威越高”的想象。问题是，这么长的信息反应链条，如何能保证“信息反映要真、要快，决策回应要快、要准”？出了问题，到底要打谁的板子，打板子的依据何在？打了板子后，央地权威如何消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