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政治动员的部署，需要把握“有效动员”与“去政治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束沐认为，根据过往经验和数据，爱国爱港力量长期在香港以沉默、零散的方式存在，反观对方阵营则是被高度频繁地组织、动员、串联，可以说过去24年，爱国爱港力量动员不足的确是一个遗憾。但是他同时认为，香港始终要把握好“经济城市”、“金融中心”而非“政治城市”、“斗争中心”的本位角色，应当逐渐推动“去政治化”、防止和管控“泛政治化”回潮。束沐表示，我们当然要承认香港长期存在着中外政治力量复杂尖锐博弈，现在有了国安法、有了新选制，爱国爱港力量也当然需要维持动员热度、提高动员效率、优化动员效果，但若动员过度了、令“爱国者治港”不慎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这对香港长治久安、发挥其应有功能也是不利的。他期待，当反中乱港的政治风险被有力管控后，香港应该以“求大同、存大异”为基点，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上。
第四，对民生政策的规划，需要把握“给人实惠”与“给人希望”之间的辩证关系。束沐表示，港府既要解决好一些突出、急迫的民生问题，也要积极为解决长远性、根本性的深层次矛盾创造条件和基础。政府应该抓住“获得感”和“希望”两个关键词。他解释，“获得感”往往是从小处着手、在细节见真章，让市民真切感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服务。同时，“获得感”绝非是靠天上掉馅饼砸出来的，让民众“看到希望”则比“有获得感”更重要。福利政策是给社会“兜底”而不是培养懒人，政府“扶贫”不能硬生生划出一个“贫困阶级”，而是让基层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看到向上流动、实现更好生活的希望，否则就会掉入“派钱捱骂、不派钱更被骂”的怪圈。
“最关键的是，整个治港架构要破釜沉舟，从住房破题，做一件得民心的大事。”束沐建议，等到新一届选委、立法会和治港班子成军后，在行政立法高效配合下，引入内地央企“基建狂魔”、以内地标准的成本和效率，让“明日大屿”公营性房屋首批入伙时间提前5年，并提前启动轮候分配工作。他表示，香港原地踏步了太久，再也等不起、拖不起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