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青鸟政治”是内聚化的宗教式仇恨动员，这与蔡英文时期外向化的“网红政治”迥异。例如，2019年蔡英文为了在党内竞争中扭转劣势，利用“黑韩”风潮与香港“修例风波”等契机，掀起了“抗中保台”民粹政治，顺势塑造出“辣台妹”、“辣台派”等人设。但是，蔡式民粹政治是基于商业化、市场化、娱乐化的造星逻辑，用软性网红行销之表，掩盖硬性的“抗中”之里，其政治目的是扩大支持光谱、蛊惑非绿民意尤其是青年认知。而“青鸟政治”无论是逻辑、还是操作手法，皆全然相反，这也导致其至今仍未获得多数年轻人认同。
其次，虽然“反中谋独”是民进党历年来延续不变的民粹政治主轴之一，但“青鸟政治”更聚焦于闸刀向内的纳粹式排除异己和“洗涤人心”，且呈现出军事化、武装化的危险倾向。例如，传统意义上区分“独派”激进或极端与否，标准是其政治主张是否意图推动“法理台独”，但从当前形势来看，“青鸟”在政权支持下，针对岛内主张反“独”、避战、统派代表人士乃至任何有意与大陆交流合作的公众人物进行舆论霸凌、网络围剿、司法追杀，更妄图以“全民防卫”为名建立武装、深入基层，于是出现了“青鸟”与“黑熊”的二合一，令原本“政治归政治、生活归生活”的岛内社会生态丕变。
因此，正如上述特征所描述的那样，不久前举行的“罢梁案”，恰恰是“青鸟政治”不同脉络的交汇点：一方面，推动“罢梁”的所谓“公民团体”，正是“青鸟行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也是民进党一手培养、操纵的侧翼力量；另一方面，“罢梁”从最开始用市政问题作为幌子，到后来被赋予“下架亲中势力”的政治意义，曹兴诚等人活跃于“罢梁”造势，并定调明年起逐个罢免“亲中立委”，企图制造骨牌效应。简言之，民进党支持“罢梁”，就是要打开让“青鸟飞出来”的潘多拉魔盒，而结果以失败告终，说明以下三点意义：
其一，“青鸟政治”让台湾陷入内乱，已经引起主流民意反感和警惕。为了应对“罢梁案”与后续罢免“蓝委”的威胁，蓝营也针锋相对提出罢免民进党“立委”名单。此次“罢梁”失败后，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立即表示，罢免非民主政治常态，用罢免去扳回席次，要非常慎重。这就说明，绿营高层从“罢梁”失败中一叶知秋，深知仇恨式动员、报复式罢免搞不下去。
其二，“青鸟政治”是当前两岸关系的重要负面变数与风险来源，须遏制在萌芽状态。“罢梁”失败令民进党和激进“独派”鼓吹的“清洗亲中势力”的所谓正当性荡然无存，但即便如此，具有纳粹主义苗头的“青鸟”绝不会善罢甘休，大概率将利用两岸交流、尤其是在非政治领域的民间交流寻衅滋事，本质目的是强化两岸敌我意识、离间民众感情。对此，两岸媒体和民众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
最后，“青鸟政治”具有不受控性，虽然很容易反噬民进党、令当权派不得不自上而下予以管控，但在岛内政治制度和舆论环境已丧失对民粹政治的约束、纠正能力的背景下，要高度提防“青鸟政治”最后以“揽炒（同归于尽）”形式自爆的可能性，外部势力也会玩弄甚至操纵“青鸟”制造事端，推动台湾“乌克兰化”。在上述背景下，大陆方面近日依据“惩独22条”依法制裁“黑熊学院”及其创办人和金主，正是大陆管控危机、化解风险的关键举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