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表示，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即将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审议稿拟“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题，在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方面做好衔接。
14岁以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引发的血案，每每成为舆论关注热点，引发巨大社会争议。支持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民众很多，大家都怀揣着朴素的社会正义感，认为恶魔年龄即便再小，也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不能放纵犯罪行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刑法学界的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合适的、恰当的，立法面对汹涌的民意时，要保持谨慎。
的确，做坏事的孩子，外表或许成熟，内心却普遍幼稚，远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欠缺刑法意义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既是社会的危害者，也是不良环境的受害者。因此，未成年人出现了问题，不宜简单采用刑罚处罚，是国际社会的法治共识，符合国际刑法趋势。事实上，欧洲84%以上的国家都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
民众要求下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除了朴素的刑罚报应论，多少还有一点“法律万能”的思维，似乎只要在刑法上严惩，就能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殊不知，一百多年来对犯罪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十座监狱不如一座学校”。给被害人保护的同时，不能不考虑施暴者未来的前途与出路，要避免一棍子打死。否则，从社会防卫角度说，过早贴上罪犯标签的孩子，日后有可能犯更严重的罪。
有句法律格言是，“立法者不尊重稀罕事实”，即法律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规范，着重考虑普遍事实，而不看重罕见事实。某种意义上，这既是法律的无奈，也是立法的务实。立法注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像无论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几岁，现实中也一定还会有更低龄的恶性犯罪发生。孩子生病不能吃大人的药，在刑法面前，孩子犯罪也不能依照成年人刑事程序定罪处罚，这在任何国家皆是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