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出现，把华为公司的高管因加拿大根据美国的要求而被逮捕一案淡出了媒体头条。那是美国针对外国企业和个人实施“长臂管辖”的典型案例。美国司法部在2018年11月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也包含了对中国的实体广泛适用美国的法律和司法行为的内容。有意思的是，这次疫情期间，美国的媒体并没有忘记回顾该计划的执行情况。
“长臂管辖”在跨国经济往来中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现象，一般认为在处置产品质量跨国追责方面它发挥着正面作用，但是也因常被用来打击竞争对手或实现政治性目标而一直具有争议。
对于中国的实体而言，既然美国政府如此公开地明确了其基本立场，那么，包括在第三国经营，合规努力就必须更加注意美国的存在。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2018年10月生效）是中国实体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司法体系互动的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 虽然《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在2000年签署了，但是之后双方的司法合作次数少而且质量不高。这样，差不多每一个案子都是个案处理，不确定性也随之升高。
当然，我们不应停留在抱怨美国的“长臂管辖”行为，而是要想办法让负面影响得到控制。比如，在中国的跨国法律服务方面，特别在境内外都有业务的外资或中外合资律所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的实体是老鼠躲猫式地规避影响，还是在开展新项目之前就做牢尽职调查，包括主动去咨询美国的司法机构？我想，主动咨询应该是一个更积极的选择，毕竟目前的这种紧绷态势，更容易导致中方的实体糊里糊涂地就被美方盯上进而被处罚。
跟产品贸易、投资“脱钩”相比，中美之间在司法领域的矛盾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更具有结构性的挑战。所有的中资企业都有必要通过提高自身合规团队的国际化能力作为应对。
预判四：在第三方国家针对中资企业的反腐行为会增多
美国不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的立场不会改变。它在世界银行等多边经济组织中有高度的影响力，那些向世行借贷的国家因此而受到美国政治偏好的影响。“债务陷阱”一类的叙事只是对“一带一路”在名声上的抹黑。从管理中资企业在国外经营的政治风险的角度看，如果说被“长臂管辖”时还有一些在法律适用性方面争辩的空间，那在第三国被指控腐败或参与腐败，任何项目都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