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实行全民强制或自动参保。借鉴德国等国家的经验，将目前的居民自愿参保政策改为强制参保或自动参保，避免将一部分人漏在医保之外。同时，宜通过立法改进医疗保险财务和报销政策，从当前医疗保险基金以收定支的模式转变为以支定收的模式，从控制医疗保险基金支付额度转化为设定参保人个人自负费用的封顶额，以此解除群众疾病医疗后顾之忧；二是维护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统一性。通过立法进一步将按职工与居民分设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成统一的制度，使全民在同一制度覆盖下享受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三是从法律上厘清医疗保险费用支付的责任边界。即明确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医疗保险、公共卫生、财政救助等支付的范围，既不重复交叉，又能够无缝对接，在确保切实解除患者和疑似患者医疗费用负担的同时，为各地具体实践提供清晰且可预期的政策依据；四是将医保应急机制法制化，明确医保应急响应启动程序、医保经办机构非常规处置手段的运用以及医保支付的结算方式等。这次疫情期间确立的先救治后结算政策、对临时建立的专门医院与方舱医院采取特殊程序及时纳入定点医院、对诊疗所需但又不在报销目录内的相关药品和诊疗项目开通绿色通道等多项应急性政策均可纳入医保应急机制，使得再发生类似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即时应对。
另一方面，需要妥善处理医疗保险与相关制度安排的关系。一是医保与工伤保险的关系。此次人社部等四部门出台临时性政策文件，明确抗击疫情中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炎或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并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中已参加工伤保险者的相关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和单位按工伤保险有关规定支付，未参加工伤保险者由用人单位按照法定标准支付，财政补助单位因此发生的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补助。上述规定适用于参保工伤保险者，但我国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不高，故可能发生侵蚀医保基金的现象，从而需要法律法规明确，凡认定为工伤的，均须按其政策处置而不能用医保基金支付，但若这种病毒感染以后演变成一种新的慢性病则应当纳入医保范畴。二是医保与社会补偿的关系。以往传染病防治中，有的患者因接受激素治疗而留下后遗症，后续治疗费用给个人及家庭带来不小负担，但又不属于一般疾病医疗保险能够覆盖的范围。一些国家往往通过另行建立社会补偿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即重大突发事件受影响人与战争中的受害者、刑事或其他公共事件中的受害者被视为同一类型而给予相应的补偿。因此，我们需要制定社会补偿法，以弥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