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比如SARS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走的，早期为什么会混乱，采取了哪些策略结束了这种混乱等，我们都应更好总结，把这些经验教训当作课程传播给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没学过相关知识，自然不会绷紧公共卫生这根弦。这就导致湖北在疫情初期重复了当年SARS时走过的弯路。而且SARS那年，湖北只有6位患者，很容易控制，当地干部从自己经历中难有足够的经验。
更进一步，很多领导干部不了解公共卫生的内容，不了解公共卫生改革。如果把公共卫生改革作为医改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不了解公共卫生的表现。
《瞭望》：去年6月，你在“中国医改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对公共卫生提出了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和公信的“五公”思考，这是为什么？
曾光：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是多年对公共卫生思考的总结，但很多人并未理解。那其实是一次提高公共卫生重视度的机会。后来有参会的领导干部告诉我，对没有及时重视公共卫生改革表示遗憾。
《瞭望》：公共卫生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既有联系也有不同，改革策略应该不同吗？
曾光：公共卫生改革和医改的改革策略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典型案例。公共卫生改革涉及更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群体，政府是公共卫生的第一责任人。
虽然医改离不开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改革也少不了医学，但二者的改革内容差别很大。医改的改革策略不足以决定、支撑公共卫生改革。公共卫生改革宜单独策划。道理很简单，医改改得再好，也没办法从根源上防范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所以我认为，公共卫生以往多次改革，效果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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