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突出重点，优化家庭收入结构。目前我国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工资性收入占比过高，这种收入结构的失衡容易形成对工资性收入的过度依赖，造成家庭金融风险的高度集中。其中，工资性收入与宏观经济相关，因此毫不动摇发展经济是根本。据调查，当经济增速达到6.5%时，家庭金融风险降低20%，表明家庭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经济红利增加，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家庭金融安全性显着提高30%。但也要看到，我国家庭收入结构并不合理，家庭对工资性收入的依赖程度过大，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研究表明，收入结构的差异对家庭金融安全的提高作用不同。其中，工资性收入对家庭金融安全性的提高作用呈倒U形，当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之比达到50%时，家庭金融安全性最高。因此，家庭收入的多元化有助于提高偿付能力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在目前工资性收入增速放缓情况下，提高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可以有效提高家庭金融安全性。具体而言，完善和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让一部分农民放弃土地经营权后可以安心从事二、三产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性收入。继续提高营商环境，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构建政商平台、保持信息通畅。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让家庭投资者从资本市场获得相对稳定资本收入。继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转移性收入的力度。
要强化家庭应对能力，降低家庭金融风险。偿付能力反映了家庭遭受负向冲击时利用家庭流动性资产（包括储蓄和金融资产）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时间。研究表明，我国家庭平均偿付能力为3年，其中，影响偿付能力最大的因素是医疗支出和负债支出。因此，一方面持有更多的保障型金融工具，如保险、稳健性基金，提高应对能力，尤其是加速保障型商业保险的税收递延试点工作，尽快覆盖全国，鼓励家庭持有更多的保障型商业保险产品，不仅能提高家庭金融安全性，也有利于增加家庭服务性消费倾向，改善消费结构，升级家庭消费；另一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通过差异化信贷政策以及公租房制度，保持房价的稳定性，避免房价降幅太大造成的家庭财富损失，又可以避免房价过高带来的财务压力。
要引导预期，将较高的风险意识转化为较理性的资产配置行为。我国家庭在面对高收益金融产品时，过分重视投资回报率，忽视潜在的风险损失，直接投资股市比例过多，偏好P2P等互联网金融产品。这表明，尽管我国家庭本身具有较高风险意识，但家庭金融素养不足。家庭金融素养是我国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能综合反映家庭的金融知识库存、风险意识、应对风险及投资行为的能力，并不能靠简单的家庭受教育程度来衡量。良好的金融素养有助于家庭做出更为合理的金融决策，避免盲目参与资本市场，提高金融决策效率。有研究表明，尽管金融知识有助于家庭了解金融产品的特点，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但持有保障型金融工具（如商业保险）以及丰富的投资经验对家庭金融风险的降低作用远远大于仅有金融理论知识的作用。因此，要加大家庭金融素养普及化、常态化和评估机制制度化，积极引导家庭间接参与资本市场，避免由于金融素养不足而面临更大直接冲击。定期开展包含家庭金融素养在内的全国或地区性的普查和跟踪调查，构建高质量的微观家庭数据库，为学术研究提供更为科学的研究基础，也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立论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