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要实现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避免“脱实向虚”。中国近几年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不断提高的，最高达到7.8%，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都是属于很高的水平。金融业增加值有多少是因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所必须、有多少是因为“脱实向虚”导致的金融链条过度延伸所形成，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在金融匹配度方面，贷款投放在企业、个人、政府之间配置，在大、中、小企业之间的配置，需要协调发展；中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协调发展还不够，一方面中国宏观杠杆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对新经济的发展支持不够，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科创型企业支持不够。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直接金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提高应对高水平开放的金融服务能力。从服务企业走出去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远远超越中国金融机构的辐射范围，中国企业与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投资经贸关系，但中国金融机构大概只覆盖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即使机构覆盖到，但有些产品和服务还不能跟上。
如前所述，外资机构在中国银行业中资产占比为1.29%，外资在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占比为2%左右。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市场开放是不足的。简单地从宏观数据上与发达国家来比较，是不科学的。基于中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所需，我们要正确地评估，中国高质量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开放水平，这样才能够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未来的健康持续发展。
建立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
文章指出，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有利于促进中国形成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市场特色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从而，推进中国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确保金融体系稳定，需要注重几方面工作推进：
第一，从金融总量来看，毫无疑问要坚守金融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使命。不管是推进金融改革、金融业开放，还是鼓励金融机构发展新的产品，创新服务方式，都要服从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说起来比较容易，但是真正地把它持续作为一种理念坚守，并反映到政策制定和金融机构的具体行为中并不容易。或者因为政策的偏差，或者因为市场的利益驱动，都可能导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甚至导致金融泡沫的形成。
第二，形成更加合理的金融结构。中国环境和特色体制延伸出来的金融结构体系，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结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结构，包括大型机构、中型机构、小型机构的结构，都应服从于稳定和效率的需要，要考虑到中国的法律、信用环境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要考虑到中国七十年建国史、四十年改革发展史的经验教训。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很短，只有三十年商业银行发展史、三十年资本市场发展史，这些独特环境和条件，衍生出的经济与金融、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契约合作、信用合作关系，与其他国家、与国际市场有很大差别，所以，一定需要有中国独特的格局。
第三，监管规则的完善。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和变革。监管的基本使命是要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但监管对新技术的包容程度会影响到创新进度。如果没有包容性的话，可能导致中国金融体系落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导致金融体系被时代所抛弃。而如果过度放松的话，有可能会导致金融乱象、金融风险的出现。
近些年来中国监管水平不断提升，并不断与国际接轨，但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兼顾中国市场特点和真实的风险状况，才能更有利于推进中国金融业发展。国际监管规则调整越来越复杂。对中国银行业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如TLAC规则的落实会大幅提升中国未来银行业的资本充足要求，中国银行业资本补充的压力非常大。另外，最近新的国际会计准则的调整，也会造成中国银行业成本大幅度提升。从开放来看，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也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走出去，所以我们面临的监管环境越来越复杂。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中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在国际监管规则方面也应该有中国的话语权，要体现出中国特色。
有三个金融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探索推进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关于宏观杠杆率，到底什么样的宏观杠杆率是合适的，在不同的国家，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不同答案的。第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对企业公司治理和融资效率方面影响，因每个国家环境不同而不同，在中国是什么样的状态？第三，如何确定有效的市场结构，市场的高效竞争和市场稳定的一个前置条件是要比较合理的市场结构，在中国需要保持什么样的结构？这几个问题研究，对我们认识现在以及未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结构、功能的进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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