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多方共赢的局面，跟中国电影和中国哲学无关。中国生产的不少系列电影暨视效大片，虽然也在忙于创造系列、建构宇宙，但世界观的幼稚或价值观的敷衍，以及急功近利带来的技术破绽或视效缺陷，特别是在叙事与情感等方面多年存在的痼疾，不仅很难令人真心认同其虚构的“人物”和“现实”，而且完全无法将其跟中国电影的“技术”和“哲学”联系在一起。
好在郭帆和《流浪地球》出现了，路阳和《刺杀小说家》也出现了。对于笔者而言，随着这两部大片的出现，中国电影的技术和视效也要开始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思考虚拟现实及其哲学命题了。仅就《刺杀小说家》来说，便试图跨越媒介、叙事与审美边界，整合作者、文本与类型功能，见证技术、艺术与工业水准并引领行业、产业与工业方向，其创意与创新堪比此前的《流浪地球》。
更重要的是，除了令人赞佩的技术创新、工业探索和视觉效果之外，影片在动作、思想与情感、趣味之间的关系处理，也达自然浑融之境。作为一部具有作者意味的商业片或商业诉求的作者电影，影片在整体象征、细节隐喻及其复杂意义的呈现方面，也表现出独树一帜的宏大格局。“小说家”的出场、石头的投掷姿势、钢笔在纸本上的书写、图书馆与文物字画的遭劫，以至日本动漫的深刻影响等等充满“怀旧”的各种因素，不仅为“技术”找到了相互对应的落点，而且为“视效”安放了思想甚或哲学的基底。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影片并未获得预想的票房业绩，但从超越票房决定论的角度，仍然可以高度评价这部影片的价值和意义。
技术不是“无思”，也不是“思想的障碍”；正如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2020）所言，技术作为一种“外移的过程”，就是运用生命以外的方式寻求生命。作为一种话语隐喻，当《刺杀小说家》里两个世界的生命以特异的方式互动共生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电影从思想甚或哲学的层面思考技术和视效的时候。
当技术和视效想要思考，我们便可以期待一个新的属于中国电影的时代来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