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常识，我们还可以进行以下追问。
首先，武汉市有没有必要瞒报确诊和病亡人数？
凡事总得有个起码权衡。如果冒着风险所能换取的回报却微不足道，甚至要让自己深陷泥潭，谁会孤注一掷？
瞒报相关数据，必须要承担总有一天要露馅、纸终归包不住火的风险。这种风险指向的后果，将是以瞒报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并受到严厉问责为代价。它能获得的收益呢？数字少一点，就能升官？就能发财？或者也可以像美国议员们那样，趁着疫情信息没有披露，大肆抛售股票获利？
我们没有看到这样能够形成“正向刺激”的案例，相反，湖北省、武汉市相关官员因为疫情初期应对不力被问责的事实，像一把利剑悬在空中。
其次，如果真的瞒报，数据的“缩水”是否足以让瞒报者免责？
武汉市成为这次疫情的重灾区，排查人数以千万计，确诊人数以万计，病亡人数以千计。和平年代、岁月静好，无论哪一个数据都是惊人的。在一个信息多元、广泛流通的社会里，这样一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实质上已经被放置在高倍显微镜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