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从去年3月起陆续发生水果出口大陆地区被限制，到今年水产品出口被限制，官方虽然一直宣称有意上告WTO，但实际上迄今为止并未在 WTO当中依据《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瞭解》正式向北京当局提出谘商的要求，也就未启动作为会员的控诉权利。台湾目前的做法是透过在WTO的代表团，于《食品安全暨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协定》（SPS）的特别专门委员会提出贸易关切（去年11月一次，今年3月一次）。然而，提出贸易关切之后，虽然对于北京当局的回应不满意，但均未依据《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瞭解书》采取行动。
上述情况，谭伟恩认为，有两个可能，一是台湾方面认为北京阻挡贸易是政治行为，判断诉讼无益。二是或有评估诉讼胜率不高，因为从果品贸易到现在的石斑鱼，均涉及我方出口品项被进口方检疫出不符规范的情形，例如特定添加物质的超标或者是被发现有寄生虫。然而，若是台方能够百分百提出事实资料，保证出口品项没有寄生虫、用药超标或违禁使用药物，诉诸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近两年与北京当局的贸易纠纷，不仅理由充分且在国际贸易法上站得住脚。惟台湾一直迟未启动自己在《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瞭解书》但的权利，其中必然是有些顾虑，但这些顾虑是什么，值得探究反思。
他说，在政治操作方面，台湾当然可以怀疑北京当局的做法是「欲加之罪」，但这种推测根本上很难去证明属实与否。从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来看，回归基本贸易互动原则来理性解决问题，或许比较具有实益。举例来说，台湾过去长年阻挡或限制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进口，以及日本福岛核灾后特定地区的食品输入，而美日两国虽然一直表达不满，但也从未到WTO对台提告。这种情况就是出口方与进口方有「贸易争执」，但并没有演变成「贸易争端」。如果回过头来看近两年内发生在台湾与北京当局间的贸易纠纷，我们的做法比较近似是美国对台湾在莱猪议题或是日本对台湾在核食议题上的做法，即只有争执但无争端。
谭伟恩进一步表示，从交易双方基本的贸易互信层面来说，进口方当然不希望买到有瑕疵的产品，如同台湾先前对美国含有莱剂的猪肉或日本核灾后特定地区食品中的核物质残留有疑虑，遵在进口上采取保守的相关措施。如今，北京当局也是基于同样的考量，对台方出口的特定品项设下限制。如果台湾真心认为北京当局已违反它在WTO下的贸易自由化义务，何不循国际贸易法的管道提诉呢？
谭伟恩提到，其实在去年12月30日中国海关总署就曾点名屏东两家养殖业者王志义养殖场和戴兆钟养殖场的石斑活鱼被检验出超标的问题，某种程度而言，北京当局已对台湾的水产品卫生安全有所疑虑并提前示警，可是，当时受到贸易限制的范围小，损失轻，所以新闻没有大版面报导，政府也没有积极处理。因此，问题的症结点还是得回到贸易关系的基本互动来看，过度诉诸政治愤慨，对贸易纠纷的解决无济于事。
至于如何看待两岸贸易关系走向？谭伟恩认为，不必过度悲观。倘若北京真是以政治手段在干预两岸贸易行为，其实逻辑上可以完全中断对台所有贸易，杀伤力必然显着。可是这种剧本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两岸确定要走到军事冲突的地步。此外，对于那些真正需要或难以替代的台湾产品而言，北京当局从来没有禁止或限制过。显然，两岸目前所发生的果品或水产品贸易争执，都有其背后市场竞争力不足或食品卫生条件不佳的本质，两岸贸易关系后续若能回到解决这些本质问题的立场上，即使政治互动依旧冷冽，经贸互动仍可以逢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