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身是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但回到北大任教之后，我也主持教育部的一个基地——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也在关注中美关系的现状。所以我研究的经历基本上算是从历史到现状，先是研究历史，现在也关注现状。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和美国著名智库全美亚洲研究局共同合作，协同中美数十家顶尖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展了“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的”大型课题，就中美之间的核、太空、网络、海洋、两军关系和人文交流等六大战略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布中英文联合报告。该研究报告是中美两国学界联合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学界和智库建构国际话语权的重大突破，得到了中美两国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评价，被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誉为“里程碑式”的研究。今年我们计划正式出版中英文版论文集，题目就是《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
关于现在备受关注的所谓中美“新冷战”的问题，我也和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的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授讨论，准备一起做一个联合研究，旨在通过考察历史上的冷战中去研究现在的“新冷战”。我们希望把历史学家和研究中美关系的国际关系学者集结在一起，做出带有历史纵向、前瞻性和理论性高度的研究。这将是未来几年要去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
中评社：您在中美人文交流基地的任职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文交流的一些往事？
王栋：我觉得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中美青年思想的活跃、开放，以及彼此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友好交流。我记得去年，我在布鲁塞尔参加布鲁塞尔论坛，碰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谈到他们做的一个民调，显示大概到2017年为止，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按照年龄组别，年龄越小对中国的态度越正面；其中18－29岁的美国青年，对中国抱有好感度和对中美关系持积极态度的比例超过了50%。他对此表示疑惑。我当时提出了如下解释：首先，美国的青年没有意识形态的包袱，没有冷战的思维，所以他们看待中国的时候也不带意识形态的偏见。美国现在处在决策位置的一些精英，包括白宫中的一些鹰派，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待中美关系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用冷战框架进行分析，这也使他们陷入了一个认知陷阱。此外，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国交流接触，到中国来旅行、生活、学习甚至工作。很多美国青年甚至会说流利的中文，也对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所以美国青年能够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积极健康和建设性的心态来看待中美关系。前一段时间，有美国的一个教授带了一个十几个学生的团来北大交流，我也把这些学生放到我的课上和北大的学生一起交流。这个美方的学生团里面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博士生，有不同的专业，包括国际关系、法学、还有商科，有美国学生、也有到美国去留学的国际学生，所以是非常多样化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来中国，所以我特意在课上问他们“来了中国之后印象怎么样？中国是像一些美国媒体描述的那样的妖魔吗？”学生们发出了会心的大笑。他们纷纷表示，他们亲眼看到的中国漂亮、整洁、现代化，民众热情友好，跟之前在美国媒体读到的妖魔化的中国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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