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记者：香港已进入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我们看到，第五波疫情已处于完全失控的边缘，您认为导致此波疫情最终沦陷的主要问题到底在何处？
陈勇：新冠疫情本是“天灾”，但香港防疫工作陷入混乱，特区政府应该真正担当好主体角色，同时还得依靠中央支援。香港属于东西方交界处，两种意识型态交织着，导致香港社会出现了一种向病毒共存乃至投降、偏向英美理念的趋势，特区政府的政策亦是摇摆不定，使得控制住第五波疫情的良机屡次错过。我认为，第一，纵观世界，我们选择实行“动态清零”政策，市民生命至上，绝不与病毒共存，事实证明了抗疫工作做得最好的就是我们国家。根据全世界的新冠感染数量平均值，我们国家比他们低了几百倍。
第二，从东西方防疫思维的差异来看，东方国家都是接近中国的抗疫理念，只不过他们能力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其实他们如果能够控制，亦希望维持“动态清零”。这种防疫理念的差异，是东西方智慧和制度不同造成的，西方是“躺平式、被动式”抗疫思维，我们是“动态清零、主动式”思维。
第三，回顾中华民族千年史，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民族就能勇敢地去和自然灾害战斗，致力挽救更多百姓生命，但反观西方，是选择造船躲避，躲避不了就请求上苍保佑。这种从古至今延续的思维差异，造成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全世界都在抗击疫情，但西方觉得其成本太高，就选择“与病毒共存”，但我们有数千年的“生命至上”传统，充分体现出民族自信和制度优势，对抗击疫情必须坚持到底。
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是“小政府、大市场”，但抗疫时期的思维就应该改正，要对社会有更强的主控力。两年前疫情爆发之初，防疫工作本来做得不错，但是有的人强调所谓纯粹的个人自由，不顾大局，并传播这些歪理，很多市民被洗脑，逐渐接近西方思维，同时亦影响了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他们思维中更倾向于“躺平”，不想给自己添麻烦。香港十几万公务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以“打工仔”的心态做防疫抗疫工作。他们认为自己本身不干这个活，就不应该去做。结果就造成了前几次都差点通关，结果每到最后就功亏一篑，无法守住最后一道大门，故有现在的第五波疫情之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