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这年夏天，习近平风尘仆仆从河北南下赴厦履新，担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时任厦门市体改委副主任朱丽水回忆，习近平到厦门后分管体制机制改革，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的改革探索。“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一，激活了厦门港，也激活许多身处困境的国企。
到厦门不久，习近平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渡码头，迎海风极目远眺。他踱步走到桥吊旁，抬头望着这几十米高的大家伙，询问工作人员它们能吊多少货。这是厦门港仅有的两台桥吊，一个吊一年仅完成3.5万个标箱，香港同样的吊每年却能完成12万个。通过数次到现场调研，仔细听取企业干部员工意见，习近平把问题搞清楚了——运输能力不够，设施不完善，流程环节不配套，而政府没有更多的钱给企业完善设施。
微利或微亏，这不仅是厦门港务局的窘境，也是当时厦门绝大多数国企的难题。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政府不要你们利润，你们赚来的钱，财政一分都不要，利润留给你们，但你们必须答应一条，赚了钱首先用来完善设施。”一位老港务人回忆当时一次会议的情景。
改革，因问题倒逼。厦门在全国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66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还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上交比例。其核心目的是，除交税外，尽可能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产。改革第一年，厦门港务局就赚了2000多万元，没几年赚了七亿多。
时任厦门市财政局党组书记沈丹回忆，习近平非常重视这项支持企业发展的利改税政策，事实也证明这项改革非常有效，国企得到迅速发展。
那时的厦门，怎么建经济特区，尚无经验可循。习近平此番到厦门来，“就是想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他曾深情回忆说，“到经济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的建设和管理。”“这三年是全面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习过程，从中得到了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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