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是紧绌的，尤其在两方面，一方面是采样，另一方面是在实验室的化验。虽然本地的检测承办商真的很努力，由第五波疫情之前每日不足10万次的检测量，现已达到20至30万的检测量，但真的不够，所以现时发出报告的时间长。力量不足够便要向中央要求辅助，让我们可以提升力量至起码一日100万次，而且要24小时发出报告，因为太迟发出报告便失去效能，所以在此需要中央支持的起码有两方面：第一是采样员，第二是实验室的化验能力。
如果香港仍是采样员不足，便要聘请内地的采样员，事实上已有100多个采样员到港，正协助香港市民采样，因为现时我们许多承办商都会聘请内地人员来帮忙，所以采样员可能需要从内地来帮忙。采样之后，如果香港没有足够实验室化验，便要送到内地化验。这并不涉及私隐问题，因为没有个人资料在内。样本应只是一个barcode（条码），所有个人资料都在香港，所有化验结果只会说明这个樽、这个号码，回港后才知道属谁，所以没有涉及私隐问题。但有否涉及法例问题，我们须研究。
但在这个“打仗”的环境，一个如此紧急的情况，正正不能因为有现行法例的掣肘，而不去做应该做的事，这不是“打仗”的心态。我相信大家看过这么多战争片，到“打仗”的时候，没有理由再讲程序，再要一层一层审批一些事、购买物资需要再招标，所以如果在法例上有任何冲突或掣肘，我们都会从法律来解决问题。
全民检测的执法工作为何要用身份证？第一，方便执法，因为我们可以追踪到身份证，如果我们核对了有某一个身份证的人士没有进行检测，便可以追踪到，不是即场追踪，但我们一定有资料可以追踪到该名人士。如有需要，便可提出检控，然后罚款。当然，你说在“全民强制检测”，等如我们今日做小区或大厦围封检测，禁止外出会比较有效，但这样会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所以往往在公众卫生的领域都不是绝对。你记得我两年来都经常说——往往都要平衡，要平衡市民能否接受这些安排，要平衡其对于香港整体社会经济的冲击有多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