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说，1997年香港回归时，曾有香港学者提出“新宪制秩序”的概念，并凸显香港基本法作为“小宪法”的定位，这是不够准确的，带有法理的局限性，也对“一国两制”的法治实施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从“一国两制”的完整性来看待香港特区宪制秩序问题，一方面必须突出宪法至上，将宪法作为最终制度根源，基本法也来自于宪法授权和规范，另一方面则肯定和维护基本法作为宪制性法律的合理地位，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确定了特区宪制秩序。
这一定型论述从法理上排除了若干片面甚至错误的“一国两制”理解方式：其一，将《中英联合声明》作为香港宪制基础，这是混淆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并为英国干预留下缺口，还人为贬低了中国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其二，将宪法与基本法对立，过分凸显“两制”的分别宪制属性，没有看到或刻意回避宪法的至上下与整合性，将基本法作为所谓自足的“小宪法”，这是香港法律界既往常犯的错误。
田飞龙强调，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香港国安法是这一宪制秩序的产物，既具有宪法上人大特别授权决定的合宪性根基，也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而成为基本法规范秩序的一部分，是符合宪法与基本法的，是“一国两制”的重要制度发展。香港本土派及外部势力对香港国安法的诋毁与攻击，一方面来自于对“一国两制”的片面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政治排斥，是不具有法理根据和正当性的。
田飞龙表示，香港的制度更新已经完成了“由乱到治”的基本面构造，香港国安法逐步深入实施并对社会面产生深刻影响，新选举法及“爱国者治港”刷新香港民主秩序与运行规范。围绕这些制度变迁的法理与政策论述也已经基本定型，并在二十大报告中获得权威化、系统化呈现。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政府职能和关注点予以确认和简要陈述，是符合常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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