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uglas Arner认为，这3年也许标志着香港及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结构性转变。Douglas Arner解析，香港以至华南地区曾屡次经历结构性转变。香港的转变包括香港开埠（标志着澳门和广东角色的重大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英国地位的重大拐点）、1987年以及1997至2003年（包括主权回归、亚洲金融危机、科网热潮爆破和“沙士”疫情）。就2019至2022年期间而言，关键的结构性转变源于地缘政治摩擦，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些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更长期的演变过程，其中涉及美国经济规模相对缩减以及全球经济日益多极化，包括多种动力泉源和多个极点。在这个表述之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主要贸易国和全球领先的投资国和投资目的地之一，已重新崛起而成为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全球动力泉源之一。其他潜在的动力泉源，包括以印度和东协 / 亚洲为主的地区（除中国外）也在迅速增长和发展。在这个表述之下，尤其是在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货币和金融基建可靠性受到质疑之际，各极点不仅是一个金融范畴，也是为一个主要金融中心的腹地，赖以为其经济发展和与其他极点的互动提供服务。
Douglas Arner认为，在此条件下，香港和新加坡不再如以往般直接竞争，反而在结构和功能上愈趋不同。香港成为中国的中心，新加坡则成为亚洲（不包括中国）的中心。中国即使增速放缓，仍将是今后全球主要的经济和金融极点之一。同时，随着亚洲（不包括中国）地区的快速发展，建立其中心的需要就愈发明显。这从两个地区持续增长的外汇、衍生工具和管理资产的总值，即可见端倪。香港较适合当中国的金融中心，而新加坡则较适合当东盟和广泛亚洲（不包括中国）地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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