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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会现场（中评社 卢哲摄） |
廉希圣说，整个起草过程中，主要靠协商，而非靠表决；起草基本法的两地委员分别于香港及内地生活，生长背景、文化习惯、法律制度完全不一样，要两地委员就基本法起草达成共识，是相当难的。“香港委员讲广东话，我们都听不懂，要靠翻译”，廉希圣笑言，“不过时间久了，交流多了，很多香港委员后来开会不讲广东话，学会了很多普通话。”最终靠两地委员努力，共同成功完成起草工作，他重复说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回忆整个基本法起草过程，廉希圣认为，起草过程的“难”，至少包括11个方面：无先例可循；两地在制度上、观念上以及文化上有着重大差异；要体现香港各阶层的利益；要解决港人的担心和信心；来自英方的干扰，等等。
而整个基本法起草过程，廉希圣认为“最难的、争执最大的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廉希圣在书中讲述，当年部分人主张立法主导，部分人则主张行政主导。在众说纷纭之下，政制专题小组提出起草原则上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但邓小平在会见草委会委员，批评了“三权分立”的提法，指出“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比如搞三权分立”。一锤定音之后，政制专题小组负责人随后向港媒解释，“小组较早时确定的政治体制，不是真正的‘三权分立’，只是指司法独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廉希圣认为，基本法赋予行政长官广泛权力，特区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下的三权相互配合，但配合也不是迎合。
廉希圣说，基本法起草历时4年8个月，时间成本很高；每一个条文都千锤百炼；起草不设财政预算限制，“各项费用实报实销”。廉希圣说，这也是本书书名的来历——基本法是“一字千金”的，“既指它的起草开支，也指它的内容价值”。 廉希圣说，起草过程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香港基本法起草好，因为澳门也要起草基本法，未来台湾也要实行“一国两制”，“所以大家兢兢业业想把香港基本法做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