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短期内通胀不是最需要担忧的问题。全球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最担忧的是通缩。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要理解通胀形成的机理。中国近几年的通胀，主要驱动力还是成本推动型的，结构型的。虽然需求端，超发的货币也是拉动的重要力量，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成本推动型的。可以说也是一种社会成本、交易成本、租金成本。比如猪肉的问题，存在很多行政人为的因素。粮食价格问题，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药价飙涨，有垄断和投机力量在里面。
这些都是供给侧，成本端的问题。但恰恰就是这些问题导致的通胀，才是真正的经济循环的成本。要让内循环无摩擦的循环下去，需要大力降低通货膨胀对经济的损耗。
其实，在经济循环结构良好的体系里，通胀是很多发达经济体梦寐以求的，因为需求起来了，价格上涨能带动经济热情。但是，中国的通胀实际上已经走出良性循环的区域，成为损耗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成本。这其实是经济学很迷惑的问题，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即通胀降低不了失业率，通胀带不来增长，通胀只是一种社会成本而非社会收益。这个问题美国在以前也经历过，即滞胀问题。它最终导致凯恩斯主义的陨落，出现了从供给侧入手的里根经济学，右翼大回潮。
长期来看，中国可能要面对长期滞胀的环境，凯恩斯主义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必须要重拾深化改革的勇气，加强制度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成本端来降低滞胀压力，为内循环体系的运行提供一个更加清洁、更加无摩擦的环境。
三、通过“技术新基建”和“制度新基建”共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制度经济学范式内的交易成本，主要是体制扭曲造成的摩擦和障碍。在现实中，在经济循环体系内一般是指更加广义的交易成本，是可以通过技术升级、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的。中国这么大规模的经济体，通过技术手段降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中的各种成本，所形成的乘数效应、网络效应会很大。比如，ETC在高速公路上的应用，降低了时间成本；城际高铁对都市圈经济带和产业链的重塑，都可以激发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而从总体上节约成本。因此在双循环体系中，面向新一代网络信息产业、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降低经济循环的成本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对当前中国建设双循环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这是当前中国面对多重复杂局势下，所存留的重要的战略优势之一。
在需求侧，技术新基建可以激发和创造新的需求。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基建项目，本身就是投资支出需求的一部分。这些新基建的投资会补充由于外需降低带来的缺口，短期内创造较多的GDP和就业。而新的基础设施建成并运营后，则会释放较高的产能和效率，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进行技术赋能。比如随着5G网络的普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普遍应用，线上消费和购物的需求会进一步激发。而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完善，则会进一步降低都市圈经济循环体系的成本，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在区域经济内激发和创造更多新的需求。只要以内需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能健康的运行起来，整个双循环体系就会比较稳固。所以双循环体系首先应该抓住和利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技术红利”。
在供给侧，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也提高了供给效率，保证内循环体系供给的安全性和连续性。首先，交通、信息和金融支付等基础设施的完善，降低了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循环的成本，大大提高了单位产出水平。其次，远程操作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降低产业链由于跨区域或区域转移引发的断裂风险。比如上游的技术服务，虽然由于国际政治环境恶化造成技术人员撤离回国，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远程操作提供服务。还有一些远程即时视频会议，有时候比传统的线下会议还有效率，还节约成本。第三，对于中国这么大的超级规模经济体，任何一点技术上的供给侧改善，都可能大幅提高整体的供给循环效率。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为高新技术产品运行提供的基础设施，带有社会公共资本的性质，可以更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溢出，将“干中学”模式发挥到极致。而创新，尤其是重大的创新，往往是不可知的。在高新技术基础设施这个平台上，创新更容易涌现。
但是最重要的，既然认为寻租型社会是经济内循环的最大障碍，那么降低循环成本、提高循环效率的关键，还是要在疏通制度障碍、消除体制摩擦上下功夫。这就需要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坚持和扩大开放。并不是说循环体系改变了，要以内循环为主，就不需要对外开放或降低开放力度了。相反，而是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道理很简单，前面已经讲过，既然寻租资本、权力资本、投机资本，对市场经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循环体系的流畅运行。因此与减低生产和技术层面的成本相比，制度和体制层面的“降本减负”、清淤疏堵可能更加重要，这将成为内循环保持活力的重要条件。
具体怎么做？有人说寻租社会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恰恰相反，寻租、投机型社会恰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完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如果说改革初期，为了消除阻力，在转轨过程中先“干中学”，摸着石头过河，采取的是渐进式、非均衡的改革，那么到了当前这个阶段，中国经济进化为一个复杂现代的经济体阶段，就要及时升级迭代系统，防止积累的摩擦过多造成内存不足，整个经济无法循环。只要找到寻租社会的根源，就能对症下药找到根本举措，关键是看能不能执行。之所以权力资本化、行政寻租，原因当然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没画清楚，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建国70多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的最大难题。当然，这在转轨经济体，都是一个悖论式难题：一方面，经济转型，尤其是制度建设，需要一个强势政府，这样政府的权力边界就不得不扩展；另一方面，经济市场化、现代化，又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阻断权力寻租和权力变现的途径。这两者显然是存在着严重的悖论。
解决问题的途径，当前来看，一是要加大法治中国建设，为市场经济提供更加明晰的游戏规则，通过法律体系形成市场和政府的边界，让市场更有效；二是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形成综合制衡的治理格局，让政府更有效。实际上，内循环能有效运转，就是市场能有效运转。寻租型社会是内循环经济的大敌，有些寻租行为（吃拿卡要）可能比外部贸易制裁更恶劣，这是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到的。
来源：和讯名家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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