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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专着:《宗法宗族观念: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 |
如西方学者KAHN提出的“后儒家假说”,认为与儒家意识形态有关的四项文化特质,对东亚社会中的企业组织及其他机构具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从而有利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如BERGER认为,韦伯所说的儒家伦理,是指中国帝王时代儒吏与士大夫的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所身体力行的儒家伦理。此中包含了重视纪律、努力工作、节俭和谐团结等价值与规范,以及对家庭无条件无保留的奉献。而此一“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才是真正促进东亚社会经济急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如果仔细分析KAHN与BERGER列举的现象,其实并不主要依托儒家思想而出现。我通过研究比对,认为如果从存续超过三千年宗法宗族观念切入,更加符合中国人社会的实际状况。
二,为何说宗法宗族观念是中国制造与创新的关键文化基因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以中国制造与创新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工业化成功之路,主要受宗法宗族观念影响,而不是儒学?
王平:东亚经济起飞之后,西方对日本为领头雁的“雁形阵”研究比较多,虽然不少学者从儒学中寻找有利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一些儒学研究者长期为儒学的现代性寻找支撑。
但是无论如何引申,始终绕不开“重义轻利”的儒家特质,包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典型如孟子在《梁惠王上》中所言的“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正如韦伯所言:儒家妨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无疑具有很多理想化的成分,希望人们培育更高层次的道德情操和胸怀。但是正如费孝通所言:“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并不处于国家和天下的运作层面上……而且道德的知识化要求受教育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大部分人祗能以和自己利益贴近的且无需专门的文化教育就可习得的家族伦理为内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而家族伦理是一以‘己’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即一由外向内推的‘良心’递增序列”。而学者刘广明认为:“以族类自我为本位在角色重迭的情况下,个体就将家、国、天下的序列颠倒过来,以差等格局去套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序列。”
因此,要解析宗法宗族观念与儒学的交织扭结所产生的困惑与错觉,就需要以“大道至简”的方法入手,从根本的价值观剖析两者的区别。而“重义”与“重利”这两种不同追求,就成为破解“世俗化的儒家伦理”与“后儒家假说”之困惑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