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汪毅夫（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北京7月4日电（作者 汪毅夫）从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同佛教、道教活动场所的分类引出的问题是：民间信仰同佛教、道教的区别。我曾到过闽、台两地百数十个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做“该做的作业”：记录扁额楹联、收集签诗庙志、釆访庙祝信民。兹从田野调查所见，报告民间信仰同佛教、道教相比照而显现的主要特点：世俗化。我并不将“世俗化”世俗化，“世俗化”同“平民化”一样，是中性甚至略带褒义的词。在我看来，佛教、道教同世俗生活有一定程度的隔离，和尚出家、道士进山表现的正是这种隔离状态。而民间信仰同世俗生活是密切混和的。我曾在闽南某县一座巷口观音亭就近观察，见当地家庭主妇以菜市场提了菜篮子（篮子里也有鱼、肉等荤菜）就到观音亭上供，然后提了菜篮子回家，以此祈求全家吃了全家平安。我问了其中一位，她说她天天如此、她们人人如此；其次，佛教、道教的“福报”、“果报”、“报应”之说令其教徒追求来世即未来时态的幸福。民间信仰则以“有求必应”为号召，其信民追求的是现世报、是现在时态的幸福。信民对神明的诉求完全出于世俗生活的需要；其三，佛教和道教各有其相对固定的教理、教义、教仪、教规、教徒和宗教场所，各有一套制度，是制度化的。民间信仰则有随意随俗的倾向，神道设教尽如人意也。在民间信仰活动场所里往往有神佛杂陈、僧道莫辨的状况。1926年，时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顾颉刚到泉州做田野调查，在《泉州的土地神》一文里描述了“祀神的混乱”状况并指出：“民众的信仰本不合我们的理性。我们要解释它，原只能顺了它们演进的历史去解释，而不能用了我们的理性去解释”。
我们常在地方文献看到对民间信仰的批评。这些批评或基于宗教、或基于官方的立场，以民间信仰“不合我们的理性”即“不合理”而排斥之，但这些批评本身恰是不合理的，我们可以一一做出合理的解释。举例言之，清代学者李世熊在其名著康熙《宁化县志》（1684）里对民间信仰有很尖锐的批评，似乎有意历数其不是。曰：“宁化不知海舶为何物，无故何祀天妃，得无谄乎？”谓：天妃已从海神演进为全能的水上交通运输和全方位的民生保护神。宁化虽在山区但也有内河交通运输和民生的种种诉求，宁化祀天妃其来有故而不谄。曰：“审知何神，不能卫子孙于数十年内，而死后700年犹能卫宁化也？”谓：闽王王审知有功于闽人。民间信仰之祭祀分纪念性和诉求性两类，闽人祭祀王审知是纪念性的。自康熙《宁化县志》出，300余年过去了，而闽省仍有王审知庙。所以然者何，纪念其功德也。看来，“顺了它们演进的历史”确实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
日据台湾期，1938年11月，“新竹州”的侵台日吏罗列台湾民间信仰“灵验本位”、“神灵甚其混乱”、“利己本位”、“无有教理及教师”等“特质”，做出“对于在来台湾寺庙斋堂”之“全废案”，随即开展“寺庙神升天运动”，粗暴地禁毁民间信仰，是严重的文化侵略！
（作者汪毅夫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