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3日电／据中国网报道，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性质及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一直存有误解，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相关领域的改革政策。从总体上看，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中国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建立就被纳入为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宏观逻辑”，而此后针对资本市场的绝大部分改革举措却总是着眼于“微观结构”。因此，围绕资本市场的改革总是成效不佳也就在预料之中。就特定的总体金融支持结构而言，基于资本市场的证券性金融支持与基于银行体系的信贷性金融支持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双重金融支持”的制度组合。由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从一开始会对较为长期且政府可控性高的金融支持提出更大的需求，因此，信贷性金融支持（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将在上述特定的制度组合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倾向于快速推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决策者来说，首先考虑的往往是总体金融支持水平的高低，而不是金融支持的制度结构。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绩效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是，相对于银行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资本市场制度在配置经济改革进程中的金融资源方面具有比较劣势。
至关重要的是，国家总体金融支持水平的维持，既取决于前述微观经济的“内源融资”机制和“自生能力”，又受各类政府因素谋求增长速度紧密相关的大胆甚至轻率信贷决策所导致的金融风险溢出水平的影响，当然更受金融资源持续供给能力的刚性约束。仅就金融资源的持续供给能力而言，其要害是国家基于银行体系与居民部门签订的那份长期“金融合约”；按照这份合约，居民部门承诺为国家推动下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持。自然地，居民部门之所以答应维持这份金融合约（实际上他们也这样做了），那一定是得到了另一签约方（国家）的金融回报承诺，其中最大的承诺便是确保居民部门在银行体系巨额存款的安全（国家在经济改革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基本兑现了这种承诺）。
很显然，这份金融合约能否继续得到履行的关键是国家对居民部门的安全承诺能否持续兑现。在无其他替代性金融安排（比如市场性金融安排）可资依赖的情况下，要兑现这种承诺，就必然意味着国家需要继续维持对银行体系的控制。可是，伴随经济金融的市场化进程和居民部门金融资产需求的多样化，特别是银行体系内部“个人理性”的萌发与释放，这份金融合约所约定的国家与居民部门之间的既有金融（利益）关系（一种“集体理性”）将不可逆转地趋于绷紧。这种绷紧状态一旦遭遇某些不可预知的宏观经济金融事件的外部冲击，将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演化成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崩塌式金融灾难。
国家要拿捏总体金融支持水平的“尺度”，就需要在金融市场化与基于“金融合约”而确立的金融控制之间保持某种“制度均衡”。若依照科斯的推论，这种“制度均衡”又进一步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与金融“企业”组织成本的比较。据此，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实际存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结构，与其说是金融当局自上而下的刻意选择，毋宁说是金融制度在（金融企业）组织成本低于（金融市场）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自然演进结果。既然如此，国有银行体系在改革过程的强势“制度位置”与政府金融控制倾向之间的联系也就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直接和紧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