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请问您如何看待法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谢谢。
沈春耀：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从表面上看，改革意味着“破”和“变”，法治意味着“立”和“定”，二者似乎是有矛盾的，但从本质上讲，改革和法治是“破”与“立”、“变”与“定”的辩证统一。历史上的各种变法、新政，都是同立法、定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法治的实现离不开改革的推动，改革的深化也必然要求法治的保障。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就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两次全会分别通过的两个决定构成了相得益彰的姊妹篇，改革和法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这些年来，我们坚持改革和法治两翼齐飞、双轮驱动，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从立法工作情况看，在我国现行有效的303件法律中，属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新制定的法律有78件，比如民法典这样分量重、块头大的立法；对303件法律中的147部法律先后累计修改334件次，修法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同进一步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
《决定》部署的重要举措和任务要求，许多涉及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解释、编纂以及相关授权、批准等工作，对立法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要求，需要通过深化立法领域改革作出新的回答。《决定》在相关部分明确提出了一些重要立法修法任务，包括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金融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反跨境腐败法，修改监督法、监察法，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对于深化改革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实践经验尚不充分，需要先行先试、探索积累的事项，可以依法作出授权决定；对于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现行法律规定，及时进行修改完善或者依法予以废止；对于相关改革决策已经明确、需要多部法律作出相应修改的事项，可以采取“打包”修法方式一并处理；对于需要分步推进的制度创新举措，可以采取“决定＋立法”“决定＋修法”等方式，先依法作出有关决定，再及时部署和推进相关立法修法工作。我就回答这些。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