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我在此前文章中说，对地方政府来说，不要觉得大湾区仅仅是个经济项目。当然，没错，这肯定会促进经济发展；但要超越简单的经济思维。大湾区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下一个模板。
我们说国家竞争力，什么是国家竞争力？一说到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我们就想到硅谷这些，这是平台。一个国家需要很多具有竞争力的平台，而且是有操作性的平台。未来世界竞争，就是对优质资本的竞争。中国以什么来吸引世界的优质资本？就需要大的平台。
早期中国经济体量小，一两个项目就拉动经济增长了。现在只靠某些地方、某些项目，拉动作用不大。所谓优质资本，不光是钱，还有高科技，技术含量要高。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服务业、科技、法治、制度优势；澳门服务业水准很高；珠三角产业链完备，有广阔腹地。
现在全球的局势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要更深化改革，更加开放，才能克服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大湾区就是这样的谋划。如果大湾区的制度衔接到位、全要素自由流动，又有技术又有市场，还有资金和法治，对于国内、国际的优质资本吸引力就太大了。华尔街不会放弃，欧洲、日本也不会放弃。
4.侠客岛：您好像也很关注大湾区对于“一国两制”的深化作用？
郑永年：对。港澳地区的制度我们说五十年不变，但是要互相适应。我们不照搬美国、欧盟的制度，但是也要通过学习、借鉴和实践，产生新的制度。你不能说前49年都完全不变、到第51年就自动变嘛，那就太剧烈了。不要机械理解这种原则。
现在内地和港澳都在适应对方，也都各自在产生着变化。况且这里的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致的，没有障碍。大家完全可以通过经济、社会上的互动，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5.侠客岛：11座城市、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整合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困难定位在什么地方？
郑永年：主要是行政上的障碍。早期处于简单扩张型发展阶段时，大家自身都有发展空间，也都搞地方保护主义，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美国也是如此。但现在简单扩张已经饱和，大家都面临困境，所以必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为什么三地的市场没法完全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病因。
这需要很多细节探索。比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我们现在有了港珠澳大桥、赴港高铁，但是签证仍然是问题。欧盟有个申根签证，签完基本可以去欧盟所有地区，我们要不要研究借鉴？
粤港澳现在有三个独立的关税区，看上去不容易，但是欧盟内部有26个关税区，它们是怎么整合的？三个海关怎么协调、省掉一遍遍通关的中间关节？在这里注册企业，能不能都视为“湾区企业”，而不再分内资、外资，一视同仁？
甚至法律，欧盟内部也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不同国家，但障碍也不多。这都是很先进的做法，要学习。
细节会真正解放生产力。我们已经是“一国”了，就要更从技术层面着眼解决问题。不同的制度是眼下的障碍，但未尝不是机会。不同的制度在一起，融合、碰撞，现在的障碍可能转变成优势。这不是谁吃掉谁，而是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调试出更优的选择。
比如前面说到香港高校质量不错数量也多，但是招生都招不满，临近的广东却好学校不够多，这就很浪费。能不能整合香港和大陆的科技、弄一个大平台？这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2016年的时候，我就把我们的团队分成几个组，分别研究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教育资源、科技市场整合的问题，因为这都需要细致的技术操作。
最重要的是，市场要起决定作用。不要规定某个城市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应该是市场形成的。深圳的科技就在向东莞转移，因为土地贵了。
政府可以规定不要污染，可以去做好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法治的规则均等，比如劳动力、公共服务的自由流动。其他的则要让市场去决定。这应该成为共识。
来源: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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