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哈蒂尔外交理念的激进现实主义色彩
1.国内改革方向是主要担忧
近年来马地方政治的离心倾向加大，2019年，柔佛州苏丹就指责马哈蒂尔干预柔佛州地方事务，并对他撤出《罗马规约》颇有微词。而马哈蒂尔以民意自居，以民主政治的标签来制衡从吉隆坡到地方各州的反对阵营。
从对外经济关系来看，国际社会不应仅仅纠结于批准国际条约能给马带来多大实惠，因为准入行为本身就具有巨大意义。CPTPP要求成员国政府进行体制改革，这对大选之后的马新政府执政能力是一种考验，以便新政府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表达其改革意愿，通过给与国内外投资方更大信心来推动马来西亚未来经济增长。
由于CPTPP将对社会分化产生影响，阻碍了其通过批准。当局担心经济放开会影响经济平等，加剧种族矛盾。这出于新政府“Bumipiteras”的考虑。新经济政策（NEP）坚持以种族平等的名义进行特殊分配，从而落实新经济政策将会与CPTPP所要求的对国有企业和政府关键企业进行的改革产生碰撞。
2.亲日排华的执政风格
马哈蒂尔认为各国发展水平不尽相同,由于穷国不可能与富国平等贸易和公平竞争,应避免新版本的殖民主义复活。他的批判指向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并提醒地区内国家，勿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以致在经济、政治各方面对中国形成依赖。
马哈蒂尔在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任期内就曾将西方国家对马投资称为“新殖民主义”。如今，考虑到日本在本地区投资与基建方面是中国唯一的对手，马哈蒂尔将日视为另一张牌，以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并且，马哈蒂尔对日有个人情结，其去年上任后首站出访就选择了东京。
马哈蒂尔个人立场鲜明，他对待日本和中国虽然厚此薄彼，但其利益优先的政治原则是一以贯之的。马哈蒂尔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声称支持CPTPP，但也表示对于其中一些条款并不满意，因其可能损害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马哈蒂尔上任半年之内三访日本，虽然竭力讨好日本，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并不会让步。
虽然有些让日本尴尬，但是马哈蒂尔很清楚，日本若要进入东南亚，马来西亚是其重要战略支点，所以互惠仍将持续。他期待的自然是马来西亚能够藉着这个机会在CPTPP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美国退出之后，日本无法一家独大，马哈蒂尔看到了自己获得利益的可能。况且日本独享CPTPP红利的政治野心路人皆知，东盟国家并非只有马哈蒂尔清醒。
2019年3月2日，RCEP第7次部长级会议在柬埔寨举行，官方声称RCEP谈判90%的议题已经取得成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称，关于RCEP的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正处于最后阶段，有望在2019年底正式完成整体协议。东盟一些国家认为，RCEP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后，将成为比升级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更大的市场。
从而可以看出，域内贸易有多种机制可作为替代性方案，马来西亚在东盟框架内可以拓展的路径还有很多，如果排除大国因素对地区合作机制的政治干扰，那么最终马哈蒂尔政府需要考量的就只有具体规则条款，包括投资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和知识产权条款的谈判策略了。
2019上半年，欧盟出台文件，持续对马来西亚棕榈油产品打压，认为该产品在种植过程中对环境具有一定危害。作为生物燃料应予以淘汰。马哈蒂尔认为欧盟是为保护美国大豆油产品而恶意打压马来西亚的油产品，此举将会造成60万名产业工人失业，并声称将从中国购买战机以作为报复手段。这一举措反映出马哈蒂尔以利益为导向的现实主义外交风格，其对华态度也将随着利益风向标而对政治、经济的方向做灵活调整。
六、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关系的政治环境
1.东南亚地区因素的影响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资料显示，近两年的东南亚经济正在发生波动，域内五个重要国家在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仅为4.8%，三年来首次环比下降。泰国、新加坡更是受到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出口困局；菲律宾素以高速经济增长的保持记录着称，然而近期也苦于内需拉动乏力，经济低迷。东南亚五个主要国家的GDP从2015年一直维持高速增长，而从2018年，实际增幅环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3%。当然，这些国家的本国内部结构因素是直接原因，然而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人员判断，从2018年下半年伊始，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
马来西亚央行行长沙姆西亚认为，2018年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只是问题刚刚凸显，进入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更为突出，并提醒马政府，域内外贸易摩擦可能会对本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马来西亚因急于完成财政体制改革而对公共财政支出做了必要的收缩。马哈蒂尔政府在2018年7月就作出决定大幅压缩新建铁路项目开支，从这一角度来看中资援建中的东海岸铁路建设工程被叫停，也是马国内经济政策所需，不能够简单地用其对华强硬态度来理解。⑥
2.国内政党政治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都将伊斯兰金融作为本国战略来进行发展，而马来西亚作为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发展较快。另外，一些知名的国际机构也开办了伊斯兰金融业务。在一些地区和城市已形成了流动性较好的伊斯兰金融业务，在此基础上，加强亚投行、丝路基金和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本来是可以助推伊斯兰金融的强大优势。⑦
中国学者周兴泰在2017年所做的针对马来西亚当地华商团体的抽样调查中，可以看到华人团体基本是支持马来西亚积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71%的商家认为“一带一路”将为马来西亚经济带来正面效应，而马来西亚经济预计会得到的好处包括：（1）刺激国家经济增长；（2）促进更多商业对接和为本地企业造就商机；（3）增加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4）增加本国企业的出口机会；（5）提高收入；（6）提高本地企业和个人的购买力。但同时，也有 20.5%认为没有影响，8.5%认为是负面影响，会带来马来西亚经济状况的恶化。⑧之所以众多华商团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立场谨慎，很可能是受到了2016年至2017年期间，当时以马哈蒂尔、慕尤丁等为代表的在野党势力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发难和针对中资在马项目的抵制活动。而从2018年5月马哈蒂尔上台之后，华人社群的态度变化尚有待观察。中资企业主要在投资、基建、制造业等领域展开“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对接主体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等合作的伙伴往往是马来西亚的国有企业和马来人控制的“官联公司”。一方面，难以惠及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华商社群，另一方面，自纳吉布和一马发展有限公司丑闻引发的国企改革呼声，以及公开表态要大力改革国企和“官联企业”的马哈蒂尔，都会寻找替罪羊来摆脱政治困局，从而指鹿为马，将政治红利指称为特洛伊木马。
3.南北格局与全球治理的变革需求
日益增长的南南发展援助使北方国家传统的援助政策与南方国家内部合作的差别更加明显，为受援国或者东道国提供更多选择，有效地支持了其对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这说明了在南方国家兴起的同时，全球结构如何朝向更具包容性方向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正在提升，另一些中等收入的新兴经济体，包括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即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战略性的关键作用。这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凸显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就是，对全球治理进行改革、包括制度结构和管理全球化的改革势在必行。⑨
理查·鲍德温在《The Great Convergence》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曾两次出现生产与消费的结构性分离，信息通讯技术的变革实现了获取知识的成本降低，形成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之间的离岸外包。使得全球化的内涵不仅是货物贸易，也包括超越时空的知识、信息流动。“一刀切”的政策理念不能成为保护国民经济的简单说辞，马政府下一步的规划必须超越现有的短期目标。
马哈蒂尔虽然以国民经济利益的保护者自居，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其现实主义的外交风格使得发展国民经济与维系对发达国家经贸关系、特别是对美经贸关系并行不悖而不存在必然的内在冲突。而只是随着国际格局的时代转变才发生策略上的调整。举例来说，早在1990年，美国“国际劳动权利基金”与美国其他22个工会、人权组织，因马来西亚政府侵犯劳动权行为而请求美国联邦法院向老布什政府施压，两次要求取消对马来西亚的普惠制待遇（GSP），老布什政府行使自由裁量权两次驳回了请求。⑩1990年的马来西亚政府正处在马哈蒂尔前一个任期内，当时的马哈蒂尔政府因工人结社权、集体谈判权、最低工资法的缺失而饱受国际组织指摘。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内低成本劳工的比较优势正是保护脆弱的国民经济的必要手段。三十年后的今天或许国家策略和时代主题有所调整，然而内在逻辑一以贯之。
作者简介：张屹，法学博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治理、国际人权与人道法等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①袁波，“CPTPP的主要特点、影响及对策建议”[J]，《国际经济合作》2018年第12期:20.
②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东亚太平洋地区》[EB/OL]，2017.1.16,http://www.shihang.org/zh/region/cap/brief/global-economic-east-asia-pacific
③李航宇 秦晓辉，“中国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经贸导刊》2019年1月。
④曹云华：论当前东南亚局势[J]，《东南亚研究》2019:7.
⑤袁波，“CPTPP的主要特点、影响及对策建议”[J]，《国际经济合作》2018年第12期:22.
⑥Johan Saravanamuttu：Malaysia's Semenyih By-Election: What Next for Race-based Politics? RSIS.Commentaries,2019.3.
⑦金泽虎：藉助伊斯兰金融拓宽“一带一路”———基于预期瓶颈的考量[J]，《贵州商学院学报》2018.12：16.
⑧周兴泰，“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推动中马‘一带一路’合作研究”[J]，《八桂侨刊》2018年12月第四期：38.
⑨吴忠：《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公共服务与减贫》[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4：314.
⑩刘敬东：《人权与WTO法律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1:1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1月号，总第26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