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别府鸿雪录》所记日据时期台湾之种种情形很值得注意。如所记台湾专卖局“组织之完备，推行之尽利，收入之丰富”等情甚详。该局“鸦片、食盐、樟脑、烟草、酒五种，其收入由1640210元（明治十三年）增至44183035元（大正十三年）”，其中鸦片一项收入甚丰。日据台湾当局发布《台湾鸦片令（1897）》后，台湾吸食鸦片人口从1897年的50097人增至1900年的121330人。《台湾别府鸿雪录》记：“余辈游高雄各地后，即趁末次车返台南。至旅馆时业已灯火齐明。行装甫御，一不速之客，忽蒙光顾，出示名刺，曰：台南宪兵分队特务分队新田福造。彼询吾人来台所为何事，余以游历对。询何职业则以新加坡商人对。并将发初先生刊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之名刺，及各人护照付之观看。彼乃愕然。余诘其何以来寓，彼谓顷接高雄侦者来电话，谓有类似中国军政界者4人来（高雄）港察看，欲行摄映，经即制止。尾至车站，知系回台南者，如系回台南，嘱至侦察。故君等自高雄来时，余已候于驿站。”我想，多年后黄莫京当了高雄市长，他应该会常想起、说起多年前，日本警宪在高雄、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人尾随侦伺，令国人痛心疾首的这一幕情形！
附带言之，1926年9月21日请鲁迅、黄莫京等吃饭的朱镜宙是大儒章太炎的女婿，当时在驻厦银行机构任职。1949年也到了台湾，后来也被不少人称为“大儒”。
2018年5月29日记于北京
（作者汪毅夫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