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26日电／如果说2019年是全球经济“共度时艰”的第一年，而2020年则将是第二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今年10月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至3%，创金融危机后的最低点。
但在不确定性中也蕴含机遇。中国加速结构改革的定力有增无减、新经济生机勃勃，金融市场加速对外开放，中国资本市场跑步加入国际市场，A股和人民币债券已不同程度纳入国际知名指数，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已进入冲刺阶段。
11月15日，“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CFV）•颁奖典礼”上，对于当下热门的新经济发展未来以及2020年的经济发展趋势，还举行了主题为“新经济与增长新模式”和“2020全球中国经济金融展望”的圆桌讨论，分别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2019第一财经CFV联席秘书长杨燕青和第一财经编委、新闻中心副总监苏蔓薏主持。
消失的“菲利普斯曲线”暂难回归
在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框架中，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诠释了通胀率与失业率的反向关系，认为央行一旦实现其一则自动实现其二。但是，全球化、科技进步、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正在对一般消费品价格产生深刻影响。各界关心的问题还在于，新经济成本越来越低，逆全球化易引起消费品价格上行，那么在过去二十多年曾推动全球通胀率下行的一个重要动能会否衰减？
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认为：“从学术研究来看，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很难存在了。”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提及：“当前老龄化加速，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恶化，因此通胀很难抬头，如果可以遏制老龄化延续下去，那样通胀才有可能上升。” 具体而言，收入不平等具有抑制通胀的效果。当收入越来越多集聚在富人手中时，全社会消费能力是下降的。不仅如此，收入差距扩大提升全社会储蓄率，带动实际利率下行，低利率进一步促进富人加大新发明、新科技投资，扩大全社会商品供给，对通胀形成抑制。
在一些国家央行追随美联储降息、释放大量流动性的同时，中国的货币政策保持了自己的定力，对于明年货币政策的选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我国通胀的高点可能在明年二季度出现，“因此货币政策上半年应该以降准为主，下半年以降息为主。”
瑞穗证券亚洲经济学家周雪则认为，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当AI技术和一些算法变成真正的主流，可以看到边际成本是难以回归的，大家以后的目标是维持比较低的核心通胀。
问题在于，既然新经济是如此好的力量，但为何并未带动生产率回升，也无法带动菲利普斯曲线的回归？花长春认为，一方面是新经济的份额不够，不足以弥补较重份额的传统经济的下行。“现在电商不断下沉，使得消费更加灵活、供应链不断缩小，从生产方式来看，过去我们靠边界扩张，现在我们青睐小而美，小企业反而是更灵活的。”
“还有一种情况，新经济在经济中的体量偏低，是不是我们的统计方式还没有很好地适应新经济的模式。”周雪称，“新经济不仅是GDP的形式存在，难以用直线的模式去估量它未来的增长。”
对此，邹传伟提到，“就新经济而言，一类是真正的技术创新，它提高生产力，但另外一类可能更多的是模式创新，它们对经济生产力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再提到AI，大家对它的期望已经比原来要低得多，它也遇到一些瓶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