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共同出版物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想知道美国和中国学者在发展新知识方面发挥的作用。中国学者真的在依附于美国项目吗？还是说他们在创造新知识方面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研究了引用量排在前500名的联合发表文章，考虑到第一作者的重要性——其在相关研究出版物中所做的工作比其他所有作者都要多，我们还确定了哪些学者担任了第一作者。数据显示，中国学者在近一半的中美联合出版物中担任第一作者，而美国学者担任第一作者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最后，我们想了解哪些资助机构支持的美国和中国研究出版物最多。和第一作者一样，中国在资金方面发挥的作用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在10个最常受认可的资助者中，7个是中国的，3个是美国的。事实上，中国资助机构资助的出版物数量是美国资助机构的3.5倍。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资助的出版物数量增加了近200%，而美国资助的出版物数量只增加了不到50%。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威胁论”把一个复杂的现实过于简单化了。美国限制与中国研究合作的政策将主要削弱美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为了美国的利益而限制科学生产可能会带来一些直接的“好处”（例如国家安全、全球竞争等），但保持或加强研究合作将给美国作为全球领先的知识生产国以及推动全球科学发展带来其他好处，甚至是更大好处。 |
